两德统一后，因翻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弗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如果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克里斯·格弗洛伊是东德最后一个在柏林墙被枪杀的受害者，1989年2月5日晚他和朋友克里斯蒂安·高迪安试图越境失败。格弗洛伊出生于1968年6月21日，早年在帕瑟瓦尔克小镇长大，后来随母亲搬到施韦特，再到东柏林。他从小练体操，进了迪纳摩青年体育学校，成绩不错，本来有机会走专业路子。但他没选国家人民军军官培养路径，结果丢了上大学资格，梦想当飞行员或演员也泡汤。学徒期结束后，他在舍内费尔德机场附近几家餐厅当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日子过得普通。1988年底，他知道自己很快要被征兵，就和好友高迪安商量离开东德。他们听说瑞典首相访东柏林可能让边境短暂松动，就定在2月5日动手。先对家人说去布拉格玩，实际带了自制铁锚和绳子。晚上从公寓出发，步行到特雷普托区边界，在小花园殖民地工具棚躲着等巡逻过去。接近午夜爬过内墙和信号栅栏，触发警报，四名边防士兵开枪。格弗洛伊中弹倒地，死于心脏枪伤。高迪安脚部受伤被抓，东德法院判了他三年。 两德统一后，格弗洛伊母亲卡琳和其他家人向柏林法院提起刑事控告，指控开枪的四名前边防士兵。1991年5月安克起，审理针对包括英戈·亨里奇在内的四人。亨里奇被认定开了致命一枪。辩护律师在庭上说，亨里奇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军人服从是基本要求，当时环境下没得选，责任该算在命令体系上，不是个人。检方按东德刑法指控过失杀人。主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在判决时指出，法律之外有更高原则，尊重生命是底线，军人面对手无寸铁同胞仍有操作空间，比如瞄准时抬高枪口避免致命。法院1992年1月20日判亨里奇过失杀人罪，三年半徒刑，不得假释。另一士兵安德烈亚斯·昆帕斯特两年缓刑，其余两人无罪释放，因为没直接致死或无杀意。检方和辩方都上诉。 1994年联邦最高法院复审，认为原判过重，改判亨里奇两年缓刑，他没实际坐牢，后来转行做电子工程师。卡琳继续推动真相公开，她在东德时已获准定期去西柏林墓地看儿子坟，但不许接西方媒体采访。统一后她搬到西柏林莫阿比特区居住，坚持关注案件。格弗洛伊死亡距柏林墙开放只差九个月，这案子成了统一后德国处理东德边防射杀责任的第一个典型审判，开了后续类似案件的先河。东德边防命令体系后来也通过更高层审判得到追究，比如涉及政治局成员的案子，但焦点多在直接执行者。整个过程反映出德国统一后怎么平衡过去法律和人性原则，法院强调即使服从命令，个人也不能完全推卸对生命的责任。亨里奇在审判中表达过遗憾，但判决强调服从不能免除基本道德底线。格弗洛伊的案子每年都有纪念，提醒那段历史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