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南大学学生王明健在毕业前一天，突然被两名没有任何军衔与职务的神秘军人带走，在军人的看管之下，王明健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之后他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整整销声匿迹了30年。 你想想那个年代，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学业刚完成，可能正琢磨着分配工作、回报父母，结果命运突然拐了个九十度的弯。那俩军人往校门口一站，没肩章没名号，光是那股沉默的劲儿就让人心里打鼓。王明健被叫进办公室，没寒暄，没解释，直接推过来一份文件，红戳戳的“绝密”俩字。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根本没时间害怕，就是懵，手比脑子快，等笔落下，才意识到这辈子可能不一样了。 他被带走后去了哪儿？父母起初以为儿子犯事了，街坊邻居闲话四起，说这王家小子八成是蹲大牢了。老母亲年年往学校跑，校长就一句话：“他很好，放心。”这话跟没说一样，好歹是个念想。直到很多年后，家里才知道，那个从小看着老实巴交的孩子，竟然一头扎进了粤北的深山里，干的活儿叫“炼铀”，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喂“粮食”。 那时候哪儿有什么像样的设备，苏联专家撤了，图纸带走了，连句实话都没留。王明健带着几十号人，在荒山野岭支起大瓮，用土法子炼铀。他有个特生活化的灵感，洗澡时看见肥皂水去油污，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用稀硫酸给矿石“洗个澡”，把铀洗出来？就这么个澡堂子里的灵光一闪，硬是让他捣鼓出“简易炼铀法”，用陶瓷缸代替防腐蚀的不锈钢，解决了半年内拿出成品的大难题。那时候他才二十五岁。 这三十年他不是没机会走，也不是没吃过苦。1958年奶奶病危，电报拍过来，他没回；第二封电报拍过来，奶奶走了。这个大老爷们儿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响头，抹把泪又进了实验室。1959年做试验，两次爆炸，差点要了他的命，身上到现在还留着疤。有人问他值不值，他不太爱聊这个，就一句话：“党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完成。”你听这话，搁现在可能有人觉得土，但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就是那代人的活法。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那朵蘑菇云腾空而起，全国都震了。王明健蹲在粤北的山沟里，听着广播，没说话，就是眼泪下来了。他知道，那一声响，有他一份。可即便是那之后，他也没走，继续窝在山里搞改进，一待又是几十年。后来组织上问他要不要回北京，他摆摆手，硬是把老婆孩子从北京调过来陪他守山。 这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王明健后来不是被宣传出来的英雄，是被纪录片翻出来的老人。2014年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两弹一星”办公室的人找到他，问他有啥要求，他挥挥手：“我没有任何要求，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无上光荣。” 2020年他走了，走的时候八十七岁。 我有时候想，咱们现在动不动说“选择”，觉得人生有无数条路可以挑。可对王明健那代人来说，很多时候是“被选择”，或者说，是国家替你选了最难的那条路，而你连拒绝的理由都找不出来。他不是没有过犹豫，签那份协议的时候，他也知道以后父母可能找不到自己，奶奶去世见不着最后一面。但那种时代裹挟下的个人命运，偏偏又带着一种自愿的悲壮。你说他是苦过来的？确实苦。可你要问他后不后悔，他可能反问你：后悔什么？那是咱们自己的原子弹。 那个年代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名字刻不进课本，功劳挂在档案室里，一辈子活在深山、戈壁、实验室，直到老了，才被偶尔提起。王明健算幸运的，至少在活着的时候，有人叫他一声“功臣”。但更多的人呢？就那么悄没声地来，悄没声地走，把一辈子锁在一个名字都不能说的盒子里。 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咱们今天享受的和平、底气、大国地位，到底是谁拿命换来的？那些像王明健一样的人，值不值？可能答案早就写在那份没拆封的保密协议里，写在那一声巨响里，也写在那个老人对着电报磕头的沉默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