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了？2015年，二胎政策推出，权威专家翟振武教授掷地表示：“一旦开放二胎，未来四五年，中国每年将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可达惊人的1.6亿。”那会儿，翟振武教授的预测，传遍了大街小巷，不少人听完都信了。 2015年二胎政策落地时，翟振武教授的预测曾引发广泛讨论，实际情况却与预期相去甚远。 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首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2017年降至1723万，随后逐年下滑，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仅有1200万，五年累计不足8000万，还不到预测1.6亿的一半，年度新增峰值从未接近2000万，差距显而易见。 这种偏差并非偶然，核心在于预测未能充分考量，现实中的多重约束。 首先是养育成本的急剧攀升，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现代养育早已不是添双碗筷那么简单，从婴幼儿阶段的奶粉、纸尿裤，到学前教育的早教课、托育费，再到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兴趣班，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 普通家庭每月养育一个孩子的基本成本至少三四千元，一线城市托育服务月费普遍在5500元以上，而教育支出往往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 更叠加住房压力，大城市40多平方米的小户型难以容纳两代人共同生活，父母想帮忙带孩子却受限于居住条件，额外租房又会增加一笔沉重负担，这些实打实的经济压力，直接浇灭了不少家庭的二胎意愿。 其次是生育观念的深刻转变，让生育决策不再单纯受政策驱动。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和个体主义兴起，年轻人更注重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不再将生育视为必尽的家庭责任。 对于女性而言，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晋升受阻等机会成本尤为突出，产假结束后，既要兼顾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两难境地，让许多职业女性对二胎望而却步。 同时，“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精养”理念，家长们普遍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不愿因生育二胎降低现有生活质量，这种观念转变让生育意愿自然回落。 托育服务的供给不足也成为关键制约。三岁以下婴幼儿无人照料是很多家庭放弃二胎的重要原因，我国千人口托位数仅4.73个，适龄婴幼儿入托率不到10%，远不能满足家庭需求。 虽然“十四五”期间建成了大量托育机构，但近九成托位由社会资本运营，受房租、人工成本影响，收费居高不下，许多家庭难以承受，导致不少托育机构利用率不足五成，形成资源闲置与需求无法满足的矛盾。 没有完善的社会化托育支持，双职工家庭只能依赖老人帮忙，而随着老龄化加剧，老人身体状况难以支撑长期照料，进一步压缩了生育空间。 育龄妇女人数的持续下降也从基数上削弱了生育潜力。“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生育主力军规模不断缩小。 同时，婚育年龄不断推迟，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推迟至35岁以后，而女性生育能力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实际可生育周期缩短，这也直接影响了新生儿数量的增长。 此外，预测模型未能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有限性。二胎政策更多是释放了此前被抑制的生育意愿，而非创造新的生育需求。 调查显示，大多数家庭的理想生育数量在1.6-1.9个之间，政策放开后，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会尽快生育，但这种释放效应具有短期性，难以形成持续的高增长。 而农村地区虽然传统生育观念相对浓厚，但随着大量年轻人进城务工，面临的住房、教育压力与城市家庭无异，天价彩礼、婚房购置等负担，也让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步下降，并未出现预期中的生育高峰。 更值得关注的是，生育决策背后存在成本与收益的错配。养育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从出生到成年的教育、医疗、照护等开支全靠私人投入，而孩子成年后为社会创造的劳动力价值、税收贡献等收益却由全社会共享，这种成本私人化与收益社会化的失衡，让家庭在生育选择时更趋谨慎。 加之近年来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2023年已降至1.0，低生育率状态形成后，生育意愿呈现趋势性下滑，进一步拉大了实际数据与预测的差距。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境。政策放开只是提供了生育的可能性，但真正影响生育决策的，是经济压力、观念转变、资源供给等多重现实条件。 这种偏差也反映出，人口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任何预测都需要充分考量多重现实因素，才能更贴近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