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被俘的国民党副师长竟笑了。他冲我军团长喊：“老同学，别押我，我是中央军委的人！”全场惊住。那年4月，浙江宜兴战俘营。一名穿国民党少将制服的俘虏突然笑了。 当时渡江战役已经打响三天。东线部队从江苏、安徽一带迅速突破长江防线，大批国民党军向南溃散，许多军官在混乱中被俘。 宜兴一带属于江阴防御体系的侧后方，原本驻守的部队建制已被打乱，抓到高级军官并不稀奇。奇怪的是，这名副师长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 团长钱申夫站在战俘登记桌后，本来只想按程序审查。听到名字，钱申夫愣住了。沈策，这个名字在记忆深处并不陌生。1938年武汉黄埔分校毕业时，炮兵科同班同学里就有这个人。 那时两人都还年轻，对未来各有打算。抗战形势紧迫，毕业后分赴不同部队，从此再无联系。 战士们不明白为何团长突然沉默。钱申夫却想起一年前地下组织交给的一封密信，信中提到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黄埔同学，代号“磐石”，必要时可通过校友情分接头。 钱申夫当时只当作预案保存，从未指望真的会用上。 沈策没有多解释，只低声说了一句当年校庆日的事情。钱申夫脸色立刻变了，挥手让警卫退开。两人站得很近，周围却安静得异常。随后，钱申夫亲自解开了沈策手上的绳子。 这一幕让旁边记录人员几乎忘了继续登记。 沈策的潜伏经历并非一朝一夕。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加强对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社会部开始布局长期潜伏人员。 沈策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地下渠道与组织取得联系，成为秘密党员。潜伏人员要求极严，不得暴露身份，也不得与普通党员接触，只能单线联络。 为了在国民党军中取得信任，沈策必须表现出对共产党强硬的态度，甚至参与对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公开记录显示，许多潜伏人员都经历过类似处境。 沈策后来被调入嫡系部队，并逐步升任副师长，能够接触到作战部署和火力配置等重要情报。 抗战结束后，沈策曾在南京任职。那段时间情报传递更为频繁。地下交通员通常伪装成商贩或普通市民，在固定地点接收资料。 为防止搜查，文件往往被藏进日用品中，例如笔杆、书本甚至儿童玩具。这类方法在情报史中多有记载。 1949年春，国民党试图依托长江构建防线，江阴至宜兴段是东线重要区域。沈策所在部队被部署在这里。解放军准备渡江时，必须掌握炮兵阵地和火力重点，否则渡江船队将遭受巨大损失。 潜伏人员提供的情报在此阶段意义极大。 就在渡江战役前夕，沈策试图策反所在部队的参谋人员，但行动被怀疑，随即被解除职务并软禁。战斗爆发后，部队迅速崩溃，看押人员也无力控制局面，沈策被裹挟着逃散，最终被解放军部队俘获。 由于身穿将官制服，没有人知道真实身份。 战俘营里的那一声呼喊，其实是一次冒险。潜伏人员通常不会主动暴露，但沈策担心一旦被当作普通战俘押送后方，将失去与组织联系的机会，甚至影响尚未完成的任务。 多年潜伏形成的警觉让沈策判断，眼前这个团长可能是唯一的联络对象。 钱申夫与沈策短暂交谈后，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随后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潜伏人员的身份确认程序十分严格，需要多方印证，包括地下交通线记录和组织档案。 有人后来评价这些潜伏者，说真正的战场不仅在前线，也在敌军内部。 渡江战役很快取得决定性胜利，南京在数日后解放。许多潜伏人员的贡献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逐渐被公开。沈策并不是唯一一位，但在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中潜伏多年而未暴露者并不多见。 宜兴战俘营的那个夜晚并没有留下太多记录，只有在场者回忆，那个笑容不像得意，更像放下重担。多年隐秘身份、家庭误解、随时可能暴露的压力，在那一刻似乎终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