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对干部夫妻被带走，临走前，他俩将保险箱的钥匙塞到47岁保姆手里，红着眼眶说：“高姐，6个孩子和这个家交给你了！”10年后，这对夫妻回到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高玉清出生在1919年，山东农村人，家里穷，没读过多少书，早早出嫁。 丈夫没几年就走了，两个孩子也没留住，她成了寡妇，村里指指点点，婆家也不待见，娘家还催她改嫁。 她一咬牙离开老家，辗转到了四川一带讨生活，1954年前后经人介绍进了刘致台、许曼云家做工。 刘家那时正要添第一个孩子，家里日子也紧凑，高玉清手脚利索，做饭打扫带孩子都能扛。 许曼云身体弱，怀孕时她天天熬汤照顾，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最后成了六个，家里慢慢把她当自家人。 到了1966年，风向骤变，刘致台夫妇被带走，家里一下冷了下来，六个孩子缩成一团，最大的说法不一，有的材料写十岁，有的写十五岁，最小的还走不稳或才三岁。 临行那刻，夫妇把保险箱钥匙交到她手里，里面是积蓄、存折、证件和重要物件，等于把家底和命门都托付出去。 邻里亲友劝她离开，收留这家的孩子有风险，跟着走下去，轻则被议论，重则惹麻烦。 高玉清没走，她把保险箱里的东西看清楚后重新锁好，塞进自己的旧木箱，立了规矩，里面的钱不动，账要清清楚楚。 从那天起，她不再只是保姆，成了这个家的临时家长，喂饭穿衣、上学看病、做饭洗衣，一拖六的日子把人磨得只剩硬撑。 她天不亮就起，给小的穿衣喂饭，喊大的去上学，孩子出门后种菜、缝补，院子里能长的都种上。 白天她去做零工，搬货、洗衣、帮厨打杂，材料里还写过她去工厂剪线头、叠纸盒，晚上再去餐馆刷盘子，能挣一分是一分。 粮票不够时，她把稠粥推给孩子，自己喝掺野菜的米汤，冬天拆自己的棉袄给孩子缝补，厚被子尽量往孩子身上盖。 最难的是孩子生病，夜里发烧哭闹，她背着娃在黑路上找诊所，手里没钱时当掉自己身上唯一值钱的镯子或祖传玉镯。 她记账记得很细，每一笔花销都写在本子上，想的是等主人回来，能把账交代明白。 外头流言也没断过，有人上门质问，有人劝她别傻，她在人前少解释，转身还要把孩子们的心安住，告诉他们踏实读书，父母总会有归期。 她也守着家的样子，桌椅擦得发亮，雇主衣物叠得整整齐齐，院里花草按时浇水，屋檐下晒着咸菜和洗好的衣服，像把时间按在原位。 三千多天过去，她从四十七码到五十七岁，青丝成白发，腰也弯了，孩子们却一天天长开了，能劈柴能缝衣，能写作业也能顶事。 1976年，刘致台夫妇平反归来，路上早把最坏的结果想了一遍，怕家散了，怕孩子没了，怕门一推开只剩空院子。 门开那刻，院子干净，墙角菜长得旺，屋里一尘不染，物件分毫未乱，孩子们穿戴整齐，眼神不躲不闪，家还像个家。 高玉清把旧木箱钥匙递上去，把账本也一并交了，意思很明白，钱没动，账在这里，孩子都在这里。 夫妇当场落泪，有材料写他们跪下，有材料写他们深深鞠躬，动作不同，情绪一样，都是把这十年硬撑的重量一下放出来。 他们要重谢，她多次推回去，话也说得朴素，答应过的事要做到，孩子好，家好就够。 后来刘家把她当亲人养老，六个孩子一直喊她高娘或高妈妈，工作后把她接到身边轮流照料，喂饭擦身、按摩针灸都上手。 媒体把这段故事称为成都版桃姐，报道过多次，材料里对她离世年份有不同说法，有的写2012年93岁，有的写九十七岁，也有写百岁左右。 数字有出入，线索却很清楚，一把钥匙，一本账，一屋子孩子，靠的不是合同条款，是一个普通妇女把托付当成命。 这件事放到今天看，雇佣关系常被算得很细，高玉清那套做法反而显得笨。 笨到把不该她承担的风险扛了十年，笨到宁可当掉自己的镯子也不碰保险箱里的钱，笨到把孩子养大还把家守得像主人从未离开。 等风雨过去，孩子们用一辈子的称呼和陪护，把她的后半生接了回来，这个家也算把那句托付还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