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臭名昭彰的汉奸朱大同被枪毙，周围骂声不断，可他脸上却挂着笑容，陈毅知道后更是大哭：“他是地下党啊！”一个“汉奸”死了，市长哭个啥？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朱大同，安徽人，1907年出生，21岁就入了党，在老家小学当老师，那是他的掩护身份。 那时候，他可是县委书记，是个正儿八经的革命骨干。 可到了1934年，事情突然变了。 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到处抓人杀人，朱大同竟然“叛变”了，还亲手抓了自己人——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送给了国民党。 靠着这份“投名状”，他进了中统，成了特务，还回到老家萧县办特务训练班，公开骂共产党。 这下子，朱大同“叛徒”的名声算是坐实了。老乡亲背后戳他脊梁骨，以前的同志更是恨得牙痒痒。谁 家出了叛徒，都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是县委书记这种级别的人物。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就信了，朱大同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可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几十年后，档案解密，人们才从尘封的记录里发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原来，所谓的“叛变”，是党组织给他安排的绝密任务，让他打入敌人内部。 抓郭子化，更是一出事先商量好的“苦肉计”，不来点狠的，国民党那边根本不信。郭子化被抓后，组织很快就把他救了出来。 朱大同从此戴上“叛徒”的帽子，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潜伏下来。这条路，走得有多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不能跟任何人解释，只能默默忍着所有人的唾骂和误解，一步步往上爬，为的是拿到更核心的情报。 可没过几年，朱大同的罪名又多了一条，而且更重——汉奸。 1941年，他被日本人抓了。没多久，报纸上就登出了他的亲笔声明，说愿意跟日本人一起“反共”。 这一下，连普通老百姓都炸了锅。叛党就算了，现在还投靠日本人，这不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有人说，在抗战期间，他还带兵打过萧县的新四军。 这罪名，比天还大。在那个年代，“汉奸”两个字，就意味着这个人从里到外都烂透了，该千刀万剐。 但真相，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根据后来平反的资料，朱大同被日本人抓了之后，压根儿没屈服。 当时跟他一起被困在地窖里的，还有不少同志和学生，眼看就要憋死了。为了救人，他才假意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至于报纸上的声明，要么是日本人编的，要么就是逼他写的，他出来后根本没跟日本人合作。 最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的行动。从1941年到1945年，朱大同顶着国民党“苏北挺进军第七纵队司令”的头衔，干的却是打鬼子的事。 有记录显示，他带着队伍跟日伪军打了44仗，亲手宰了574个（也有说700多个）敌人，俘虏了136个。 一个真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会这么卖力地去打自己的“主子”吗？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初，解放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朱大同又干了一件大事，他秘密加入了一个叫“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地下组织。 这个组织的任务，就是策反国民党在上海周边的武装，好配合解放军进城。 这可能是他潜伏生涯里，最危险的一步棋。也正是因为这个举动，他的身份很可能暴露了。 1949年4月5日，朱大同在无锡被捕，随后被押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急着在败退前清除“不稳定因素”，给他扣上了最方便也最解恨的罪名——汉奸。 用这个罪名杀他，既能“清理门户”，又能煽动民愤，一举两得。 在上海宋公园的刑场上，朱大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周围群众的谩骂，他心里或许没有一丝怨恨。 他知道，自己一生的任务就要完成了，上海马上就要回到人民手里，革命即将胜利。 他戴着“叛徒”和“汉奸”的假面具演了一辈子戏，到死都不能说出真相，但他为之奋斗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这一刻，所有的委屈、孤独和痛苦，都化作了一声仰天长笑。这是对敌人的嘲讽，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告慰。 他牺牲16天后，上海解放。当陈毅元帅看到那张著名的《刑场上的微笑》照片时，他再也忍不住了。 作为可能知道朱大同真实身份的单线联系人之一，陈毅比谁都清楚这个“汉奸”到底是谁。他对着照片失声痛哭，反复说：“他是烈士，是我们的好同志！” 1950年，在陈毅的亲自过问下，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朱大同为革命烈士。可因为他过去的经历太复杂，争议一直没停。 直到1981年，民政部再次下发文件，白纸黑字，为他的身份做了最终的确认，再次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才慢慢理解了朱大同那声大笑背后的全部含义。他用一生的骂名，换来了信仰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