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掏出手枪，当场打死副站长杨若琛，随后盯着发抖的特务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 那是武汉会战前夕，天热得人心慌，前线打得一塌糊涂，后方更是乱成一锅粥。那时候的国民党空军，基本已经被日军的零式战机压得抬不起头。作为航空委员会的主任，钱大钧这个位置，看着风光，其实是个火山口。 飞机不够，汽油不够，飞行员死一个少一个。 可就在这种节骨眼上，戴笠手下的军统，手伸得太长了。 这帮特务，那是无孔不入。在他们眼里，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偷腥的猫。特别是军统湖北站的那个副站长，叫杨若琛的，这小子年轻气盛，想着要在戴老板面前露脸，就把主意打到了钱大钧头上。 他干了什么？也没什么大动作，就是天天盯着机场的油料库和账本。 今天写个报告，说钱大钧私卖汽油；明天发个密电，说航空委员会账目不清。甚至还在私底下散布谣言，说钱大钧因为两年前西安事变那档子事，跟那边眉来眼去，有通敌的嫌疑。 这些小报告，就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地直飞重庆蒋介石的案头。 要知道，钱大钧这人，虽然也是官场老油条，但他有个死穴，最恨别人怀疑他的忠诚。当年在西安华清池，张学良的兵冲进来的时候，他是真身挡子弹的。那一枪打穿了胸肺，差点就要了命。 结果到了1938年，居然被几个只会躲在阴沟里写黑材料的小特务指着鼻子骂“不忠”，这口气，谁忍得了？ 那天下午，武汉的空气潮湿闷热。钱大钧拿到了杨若琛又一次发往重庆的“黑材料”副本。看着上面罗织的罪名，这位上将的脸，沉得像暴雨前的乌云。 他没叫警卫排，也没走什么公文程序去申诉。他直接把配枪往腰里一别，带着两个副官，开车直奔军统湖北站。 到了地儿，门口的哨兵一看是钱上将，拦都不敢拦，敬礼的手都在哆嗦。 钱大钧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杨若琛当时正翘着二郎腿抽烟，一看这尊大佛杀气腾腾地进来了，还没来得及站起来赔笑脸，钱大钧已经到了桌子前。 没有废话，没有审问，甚至连那个标志性的“娘希匹”都没骂。 “砰！” 一声枪响，干脆利落。 杨若琛眉心中弹，整个人往后一仰，连人带椅子栽倒在地，手里的烟头还冒着在那儿冒着烟。 整个军统站大厅，死一般的寂静。 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特务们，这会儿一个个吓得腿肚子转筋，大气都不敢出。他们见惯了抓人审讯，见过严刑拷打，但真没见过一个陆军上将，跑到特务窝子里，二话不说直接行刑的。 钱大钧把枪口还冒着热气的勃朗宁往桌上一拍，眼神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那种眼神，是上过战场、见过死人堆的人才有的，冷得像冰。 他指着地上的尸体，那是他在这个乱世里立下的规矩：“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 说完，收枪，转身，走人。 大家都以为，钱大钧这回完了，不死也得脱层皮。戴笠听到消息后，据说气得摔了杯子，连夜拿着报告去找蒋介石哭诉，要求严惩凶手，整肃军纪。 可结果呢？ 蒋介石把报告压在桌子上，看了半天，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他对戴笠说了一句话：“大钧是个粗人，受不得委屈，你们以后，也要收敛一点。” 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钱大钧不仅没被枪毙，甚至连官都没丢，只是象征性地背了个处分，依然稳坐钓鱼台。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特别耐人寻味。这里面藏着的，是蒋介石那个著名的“帝王权术”。 那些黄埔系的老将们，谁屁股底下没点屎？如果军统想抓谁就抓谁，那人人自危，谁还去前线卖命？ 钱大钧这一枪，其实是替整个黄埔系军官团开的。他是在告诉戴笠，也是在告诉老蒋：特务治国，不能治到军队头上。 老蒋看得很明白。杨若琛死了就死了，一个副站长而已，随时能换。但如果要办钱大钧，那就寒了所有带兵将领的心。在武汉会战那个关键时刻，他需要钱大钧这样的人去撑场面，去管空军。 但这事儿，也给钱大钧埋下了隐患。 戴笠这人，那是出了名的记仇。明着搞不动你，那就暗着来。 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军统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抓人，但对航空委员会的渗透调查从来没停过。他们查不到通敌的证据，就开始查贪腐。 这一下，还真让他们查到了。 到了1939年，关于钱大钧贪污空军购机款、挪用公款的证据，被做成了铁案。这一次，戴笠学聪明了，他没有直接去抓人，而是把证据实打实地摆在了蒋介石面前。 再加上那时候，因为空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宋美龄对钱大钧也有了意见。 这一次，老蒋保不住他了，或者说，也不想保了。 钱大钧被撤职查办，关进了大牢。虽然最后还是因为老资格免了一死，但这政治前途，基本上算是断崖式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