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大年初一，中南海的一场座谈会上，气氛原本轻松愉快，毛主席正和章士钊闲聊。可当话题转到“末代皇帝”溥仪身上，听到他每个月工资只有180元时，毛主席的脸色突然变了。紧接着，一句让在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话脱口而出：“薪水太少，人家是皇帝嘛！” 这就让人纳闷了，那时候普通工人养活一家老小，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块钱，溥仪这180元简直就是“巨款”，怎么在毛主席眼里还成了“太少”？ 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自从特赦之后，溥仪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开始，他被安排到了北京植物园工作。这听起来是个闲情逸致的好差事，每天修修剪剪、浇浇花，或者坐在售票窗口卖卖票。但实际上，溥仪的日子过得相当“拧巴”。 你想啊，他以前是住在紫禁城里的“真龙天子”，现在成了植物园里的“员工”。游客来买票，哪里是来看花的，分明就是来看“皇帝”的。 溥仪在那儿剪枝，旁边围着一圈人看稀奇；他在窗口卖票，还得应对各种好奇的打量和合影要求。表面上他是劳动者，实际上他还是个“被围观的展品”。 更要命的是钱的问题。 很多人只盯着那180元的数字看，觉得这待遇简直上了天。可大家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溥仪的“生存技能”几乎是空的。 一个半辈子都有人伺候、连衣服都不用自己穿的人，突然让他精打细算过日子，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他没有理财概念，买东西不懂砍价，生活里的各种琐碎开销，往往比普通家庭高出好几倍。 再加上他年过半百，身体底子本来就虚，各种慢性病缠身，每个月的医药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到了1962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溥仪和护士李淑贤组建了家庭。这对他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半生漂泊，终于有了个知冷知热的人，能体会到普通人的烟火气了。但成了家，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需要钱？ 这就要回到1964年那个春节座谈会了。 章士钊向毛主席汇报溥仪近况时，提到了这个工资数额。毛主席那句“薪水太少”，其实看得非常准。 他老人家敏锐地发现，对于溥仪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不能简单地用普通工人的生活标准去衡量。 这不仅仅是钱的事儿，更是如何体面地安置旧时代象征的大问题。如果让外界看到，昔日的皇帝在新社会过得穷困潦倒，连病都看不起，那改造工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毛主席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人暖心。 他没有动用国家的财政拨款，而是直接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了2000元。这笔钱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毛主席特意嘱咐，这钱分两份，一份给溥仪，一份给他的叔叔载涛。 这笔钱的性质非常有讲究，它不是公款救济，而是私人馈赠。 这既解决了溥仪生活的燃眉之急，又极大地维护了这位前清废帝的尊严。溥仪夫妇拿到这笔钱后，激动得不行，赶紧置办了些桌椅板凳，把家里那些破旧的家当换了一遍，日子这才算真正有了点起色。 除了经济上的关怀，工作上的调整也早就开始了。 有关部门其实早就意识到，让一个满脑子装着清宫秘史的人去植物园卖票，纯属“资源错配”。溥仪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以前的记忆。 于是，溥仪被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下算是人尽其才了。他开始整理清宫档案，辨别史料真伪，还动笔写下了那本后来轰动世界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从一个被围观的“园丁”，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文史专家”，这种身份的认同感，比那180元工资更让溥仪感到踏实。 1967年10月，溥仪因肾癌病逝，享年61岁。 回过头来看，1964年毛主席的那次“变脸”和随后的那笔稿费，成了溥仪晚年生活里最温暖的一抹亮色。 把旧时代的皇帝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让他落地生根，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