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政府痛恨中国，丹麦的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过去不允许中国对格陵兰岛投资，现在不会允许，以后也有可能禁止中国对格陵兰岛进行投资。格陵兰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岛，人口才五万多，经济特别落后，主要靠捕鱼和丹麦给的补贴过日子，补贴差不多占它政府预算的一半，没这笔钱，当地人的福利和公共服务都撑不住。 格陵兰岛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5.6万，主要集中在西南沿海几个城镇。岛上经济高度依赖渔业，特别是虾和鱼类出口，占出口总额九成以上。丹麦王国每年给格陵兰自治政府提供大约40亿丹麦克朗的年度拨款，这笔钱占自治政府总预算的近一半，用于支付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没有这笔补贴，岛上公共服务基本运转不下去。2009年格陵兰自治法生效后，它在经济、司法和部分对外事务上获得了高度自治权，但国防和主要外交仍由丹麦负责。 格陵兰地下资源丰富，稀土、锌、铁、铀、潜在油气储量都很大，稀土资源在全球占比不低。但岛上自己没有足够技术和资金开发这些矿产。2010年代中后期，格陵兰自治政府开始积极寻找外部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和启动矿业项目，比如扩建努克和伊卢利萨特机场、修建港口、开发矿场。这些项目如果落地，能带来就业、税收和长期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当时对格陵兰表现出兴趣，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业勘探开发上。2018年前后，有中国公司提出参与机场扩建计划，投资规模达到数亿美元级别，承诺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修建跑道、航站楼等设施。另一边也有中国矿业企业对格陵兰的稀土和锌矿项目表达合作意愿。这些提议从商业角度看是互补的：格陵兰缺钱缺技术，中国有资金有工程经验，合作能帮岛上创造工作岗位、提升交通条件，对当地经济有实打实的好处。 丹麦政府对这些动向反应强烈。2018年丹麦首相办公室和外交部直接介入，启动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拉斯穆森当时还是首相，他主导了相关决策。丹麦最终选择自己出资或通过北欧投资银行提供资金，取代了中国企业的角色。机场项目因此转向丹麦主导，规模和进度都受到限制。中国企业随后退出竞标。矿业领域也一样，丹麦设立了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对涉及关键矿产和基础设施的项目设置高门槛，实际把中国资本挡在门外。 2020年代初，拉斯穆森转任外交大臣后，继续公开重申这一立场。他在华盛顿的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丹麦过去不允许中国参与格陵兰关键项目，现在也不会允许，未来大概率继续维持禁令。他同时提到，过去十年格陵兰周边没有出现中国军舰，也没有大规模中国投资进入。这番表态等于一边否认中国有实际军事或经济渗透，一边又强调要继续阻挡中国资本，逻辑上自相矛盾，但核心目的是向美国表态，显示丹麦在北极安全问题上与盟友站在一起。 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就把格陵兰视为战略要地，多次提到购买意向或加强军事存在，理由是北极航道开通、资源竞争和中国在北极活动增加。华盛顿把中国在格陵兰的投资视为潜在安全风险，多次向丹麦施压，要求限制中国企业进入。丹麦作为一个小国，在北约体系里高度依赖美国支持，面对关税威胁和盟友压力，选择顺从美国立场，哪怕这意味着牺牲格陵兰的经济发展机会。 格陵兰自治政府对这种安排并不完全满意。格陵兰总理和议会多次公开说，岛上不想当任何大国的军事前哨，也不愿被外部势力控制资源开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资源实现经济独立，提高生活水平。岛内民调显示，超过八成居民反对把格陵兰卖给或并入美国，也对丹麦过度干预感到不满。但现实是，格陵兰财政严重依赖丹麦补贴，没法完全摆脱哥本哈根的影响。 这件事暴露了大国博弈中小国的尴尬处境。丹麦为了稳住跨大西洋关系，宁可让格陵兰错失发展机会，也不愿得罪美国。格陵兰老百姓最吃亏，本来有机会通过矿业和基建改善生活，结果还是继续靠捕鱼和补贴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