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在慕安会上，警告日本军国主义的讲话，产生巨大影响，“团灭”了日本外相和防长两人在慕安会的发言。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日方出面辩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六表示王毅的评论“并非基于事实”后，外务省周日又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努力，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第三国。” 然而，王毅把日本将二战战犯当“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与德国深刻反思二战罪行，做鲜明对照的讲述，令欧洲人耳目一新，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形象，令日方的辩解苍白无力。 王毅在慕安会上的讲话之所以能形成压倒性影响，关键在于精准戳中了日本在历史认知上的死穴，再加上和德国的鲜明对比，让日方的辩解根本站不住脚。 慕安会的核心受众是欧洲国家，这些国家亲身经历过二战的创伤，对战争罪责的反思有着天然的共识，王毅的讲述正好契合了这种集体记忆，一下子就打破了日本长期营造的虚假和平形象。 靖国神社绝不是日本口中单纯的祭祀场所，它从建立之初就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绑在一起。 里面供奉的246万多个亡灵中，绝大多数是侵略战争中的日军官兵，更关键的是包含14名甲级战犯和两千多名乙级、丙级战犯。 这些人都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的战争罪犯，手上沾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是人类共同的耻辱。 但日本政客却连年以官方名义向这个神社供奉祭品，把战犯当成“英灵”祭拜，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在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 反观德国，战后的反思从来不是停留在口头。从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到历任领导人持续不断的道歉忏悔，德国的认错态度贯穿了几十年。 他们不仅通过法律禁止纳粹符号和思想传播，清理公职人员中的纳粹残余，还把二战历史纳入教育体系，让后代深刻铭记祖先的罪行。 这种反思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从书籍、电影等文化作品到日常的公共讨论，历史罪责始终被反复提及、深刻剖析，真正做到了直面过去、绝不回避。 欧洲人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自己经历过纳粹的迫害，深知彻底反思对维护和平的重要性，德国的做法早已获得欧洲社会的广泛认可。 而日本一边供奉战犯，一边声称自己是和平国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在德国的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眼。 王毅的讲述没有堆砌复杂的理论，只是把这两个国家的实际做法摆出来，欧洲听众自然能做出清晰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欧洲的形象会受到沉重打击。 日方所谓“加强防卫能力是应对安全环境，不针对特定第三国”的辩解，根本经不起推敲。 日本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明确将中国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无端指责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 这种公开把某个国家列为主要威胁的表述，已经彻底暴露了其防卫政策的针对性。 更关键的是，日本正在推动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计划废除对出口装备的类型限制，未来坦克、导弹等杀伤性武器都可能成为出口对象。 这种大幅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增加防卫预算的做法，和其声称的“应对安全环境”完全不匹配，本质上是在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推进军事松绑。 日本的辩解之所以苍白无力，核心在于其始终回避历史罪责，又在现实中不断推进强军扩武。 他们既不想承认供奉战犯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不愿正视自己的防卫政策正在加剧地区紧张。而王毅的讲话恰恰抓住了这两个关键，用历史对比戳破了日本的虚假宣传，用事实让国际社会看清了其真实图谋。 欧洲作为二战的受害方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之一，对日本这种模糊历史、扩张军事的行为本就保持警惕，王毅的讲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让日方在国际舆论场上陷入被动。 事实上，日本的困境完全是自找的。如果真的想走和平发展道路，就应该像德国那样彻底反思历史，而不是一边祭拜战犯，一边为自己的军事扩张找借口。 国际社会对历史正义的追求是一致的，任何试图歪曲历史、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都会遭到普遍反对。 日方的辩解之所以没人相信，就是因为它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国际共识，在王毅清晰有力的对比和剖析面前，这种缺乏事实支撑的说法自然不堪一击，只能沦为无效的自我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