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接触过大量日本人，我可以很负责地说：1：绝大部分日本人对于二战期间的暴行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忏悔，一丝一毫都没有。2：日本是单一民族，我们眼中的战犯对他们而言却是民族英雄。 说“绝大部分日本人”都知道暴行，大致不错。教科书上再怎样淡化，“南京”、“731”、“慰安妇”这些词汇，终究会以某种形式进入视野。但“知道”与“认知”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这种知道，常常是模糊的、片段的、被重重包裹的。 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其核心叙事长期侧重于“受害”——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东京大空袭的惨状，被反复刻画。而作为“加害者”的一面，则被有意无意地折叠、压缩，成了教科书里几行谨慎而克制的陈述，或是公共讨论中那个“需要顾及邻国感情”的敏感话题。 于是，一种奇特的认知图景形成了：他们深知战争的悲惨，并将“和平”奉为至高信念，但对这悲惨究竟由何而起、自己国家在制造他者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却缺乏系统而痛切的集体内省。 这不是简单的“无悔”，更像是一种在官方引导和国民情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知情的遗忘”或“回避型认知”。 那么，真的一丝一毫的忏悔都没有吗？如果把目光从官方表态和主流社会氛围上稍稍移开，你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一些原日军士兵在晚年耗尽家财，自费前往中国谢罪；一批被称为“松井石根”的学者和教师，数十年来顶着压力，挖掘并传播被掩盖的战争真相；不少民间团体持续举办证言集会，邀请受害者讲述历史。 他们的声音，在庞大的社会声浪中确实微弱，但你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他们代表了日本社会肌理中，未曾完全断绝的良知脉络。 所以，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一种由官方暧昧和社会无意识共同塑造的“淡漠”是广泛存在的，而深刻、普遍的“忏悔”则远未形成；与此同时，真诚的反思者则在边缘处进行着艰难而孤独的跋涉。 这就自然引向了第二个问题：战犯何以成为“英雄”？这触及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神经。靖国神社，是这个问题最符号化的答案。在那里，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与两百多万普通战争亡灵一起被合祀。 当部分政客前往参拜时，他们输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这些人是“为国捐躯的英灵”，而非罪犯。这种叙事，我们称之为“靖国史观”或“殉国史观”，它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精心构建的一套历史逻辑。 在这套逻辑里，战争被描绘成一场“自卫求生”或“解放亚洲”的悲壮努力，战犯则是这一努力中“不幸的牺牲者”和“国家功臣”。 但是，请记住，把这套史观奉为圭臬并公开宣扬的，主要是部分政治人物、右翼团体及其支持者。它远非铁板一块的“全民共识”。 每次有首相参拜，日本国内都会掀起激烈的舆论批评，来自学者、媒体、市民团体乃至经济界的反对声浪同样强烈。国际社会，尤其是中、韩等国的严正抗议更是从未缺席。 因此，将战犯视为“民族英雄”，更像是一场“政治少数派”推动的“价值观突围”。其目的，不仅在于改写历史评价，更在于重塑国家身份认同——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他们心目中“正常”的、拥有“光荣”历史的国家。 对于许多普通日本人而言，他们可能对历史细节感到模糊，但对参拜引发的巨大外交风波和国家形象损害，却有着现实的担忧。在这里，历史认知与当下的国家利益、民族情感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关于“单一民族”的论断，则是一个更深的陷阱。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客观描述，实则是一个被政治浇筑过的“神话”。人类学家很早就指出，所谓“大和民族”的纯粹性与单一性，是近代以来为构建国民国家、强化内部凝聚力而被刻意强调和塑造的概念。 事实上，北海道有阿伊努族，冲绳有琉球文化，还有历史上迁入的朝鲜族、华人等社群。然而，这个“单一民族”的神话威力巨大，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种“我们”与“他者”清晰二分的内部意识。 当这种意识与前述的“殉国史观”结合时，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些战犯，无论在国际法庭上被如何判定，在“我们”这个单一、纯洁的共同体内，很容易被叙述为“为了我们整体而承担代价的自己人”。 对他们的否定，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就成了对“民族自我”的全盘否定。所以，捍卫他们，在某些语境下就异化成了捍卫一种虚幻的、不容玷污的民族整体性。 参考信息： 北京日报|《石田隆至：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羞耻，日本必须明确战争责任》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