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农民陈永贵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而当陈永贵向华老辞别时，忍不住痛哭出声怀念毛主席：“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1980年9月，北京秋意渐浓，一份特殊的辞职报告被摆上了案头，写这份报告的人叫陈永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字不是他写的，他文化程度不高，得让儿子代笔，报告里的理由很诚恳：岁数大了，文化低，跟不上趟了。 在这个位置上主动请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就在收拾行囊准备离开中南海的那几天，陈永贵去向华国锋辞行，两个山西老乡面对面坐着，空气里全是告别的味道，一直以硬汉形象示人的陈永贵，突然就在那一刻崩不住了。 他老泪纵横，说出了一句足以震颤历史神经的话：“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这句话，不仅是一个老人的感伤，更像是一个时代的休止符。 1952年，你才能看懂陈永贵的“政治算术”那时的山西昔阳大寨村，穷山恶水，地里刨食，作为村支书，陈永贵面对的是亩产200斤的惨淡数据，但他是个倔种，认死理，他搞“老少组”，把老弱病残组织起来。 他带着村民像愚公一样去啃硬骨头，把荒坡愣是修成了梯田，这是一种极其原始却震撼的暴力美学，用肉身对抗地心引力，到了1962年，大寨的亩产蹿到了700多斤，仓库里破天荒堆满了余粮，但这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飞点。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63年，那年夏天，特大洪灾把大寨冲得七零八落，按照常理，这时候该伸手向国家要救济，但陈永贵干了一件狠事：他拒绝了国家的钱和粮，喊出了“三不要”和“自力更生”。 这种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性格，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被瞬间放大，次年，大寨亩产冲破1000斤，1964年1月，陈永贵裹着头巾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随之响彻全国，这不是运气，这是他用粮食产量和那股子“不要国家一分钱”的硬气，换来的政治入场券。 从1969年进中央委员，到1975年升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升迁速度快得惊人，但他似乎从未真正“坐”在这个位子上，他搞了个“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农田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干活。 哪怕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依然穿着旧棉袄，吃着窝头咸菜，手上的老茧比文件还要厚，在他的认知里，权力不长在红墙里，而长在庄稼地里，然而，历史的列车在1978年猛地变轨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农村开始推行“包产到户”。 这套以市场和家庭为核心的逻辑，与陈永贵信奉了一辈子的“集体主义”发生了剧烈的排异反应，在他看来，这叫“分田单干”是丢了传统，是倒退，他开始在公开场合表达反对，甚至在会议上因为插不上话而陷入沉默。 那个曾经一呼百应的劳动模范，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新时代的“局外人”1979年，他被免去了山西省的职务，看着周围风向的巨变，陈永贵意识到，自己那一套“老皇历”真的翻篇了，与其成为阻碍，不如体面退场。 1980年的那封辞职信，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是一种极其清醒的自我保全，卸任后的陈永贵，似乎反而找回了灵魂的重量，他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他不坐办公室，依然每天一大早就往地里钻，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捻，看墒情，查庄稼，那几年，虽然身体因为常年劳累亮起了红灯，肺部的问题越来越重，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松弛了下来。 1986年3月，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弥留之际，他嘴里念叨的依然是大寨的梯田，他这一生，像一颗被时代抛向高空的泥土，最终又重重地落回了大地，如今再看陈永贵，他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关于土地、阶层与国家命运的深刻隐喻。 他因时代的需要被推上神坛，又因时代的转向而回归平凡，但他临别时那句关于“农民地位”的追问，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1986年3月26日 陳永貴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