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都在对抗“历史周期率”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今天，我们不论这一地鸡毛的琐碎时事，把手机关静音，点一支烟，沉下心来，聊一个真正宏大、沉重，却又关乎每一个中国人命运归宿的话题——那个老人，与那道几千年的“无解之题”。为什么要聊这个？因为现在的舆论场，关于他的争论太多、太杂。有人把他供在神坛上，有人在阴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语。但在我子珩墨看来，如果你不读懂“周期率”这个词，你就永远读不懂他；你不理解他对“变质”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你就永远看不透他晚年那些看似决绝、实则悲壮的举动。历史的本质，往往不是写在课本里的“改朝换代”，而是“熵增”。
什么是熵增？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事物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混乱、走向腐朽、走向固化。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几十个朝代，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这几千年反复验证了一条滴血的铁律：打天下时是兄弟，坐天下时分阶级；屠龙的少年，最终也长出了鳞片。这就是“历史周期率”。而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满足于“坐江山”，而是想挑战这条物理铁律的人。他不是来当“好皇帝”的，他是来终结“老爷”这种生物的。今天，我们就用这篇文章，扒开历史的画皮，去触摸那个孤独而伟大的灵魂。
一、历史的鬼打墙：一种“超稳定”的窒息要懂他的“怕”，先得懂历史的“黑”。中国古代的统治结构，有个很诡异的现象，叫“超稳定结构”。什么意思？就是无论你怎么打仗，最后建立起来的那个东西，和前朝几乎一模一样。朱元璋是真正的贫农出身，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剥皮实草都干得出来。但结果呢？大明朝到了中后期，利益集团的板结比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崇祯皇帝想让大臣捐款救国，结果尚书只捐了几百两银子，哭穷哭得震天响，可城破之时，从他们家里抄出来的，却是几百万两白银。为什么？因为“人”变了，但“结构”没变。
一旦这一套儒法互补的结构运转起来，“惯性”是巨大的：功臣要封赏：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要不要特权？圈子要结盟：为了治理国家，文官之间互相联姻、师生提携，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庞大罗网。利益要固化：既得利益者也是人，是人就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享受这份红利，这叫人性。历代英主，面对这个周期率，想的都是“修修补补”，想的是如何让自家的江山多坐几代。他们承认这个结构是合理的，顺应人性去做文章。但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他深知，只要“私有观念”不从灵魂深处挖掉，只要“脱离群众”成为常态，组织哪怕是金子做的，放久了也会生锈。他恐惧的不是敌人的枪炮，而是“安逸”。他知道，安逸是腐蚀剂，它能把钢铁战士变成绵羊，把公仆变成老爷。
二、进京赶考：未雨绸缪的焦虑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问：中共能不能跳出这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他当时给出了第一个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请注意，他眼里的“民主”，不是简单的投票，而是“人民主体”——是让老百姓时刻盯着干部，是不允许干部有任何脱离群众的特权。1949年，在西柏坡，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他没有狂喜，而是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为什么单单提李自成？因为李自成进北京四十二天就迅速腐化，昨天还是义军，今天就沉溺酒色，最终断送了江山。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爆发。这两个红小鬼出身的功臣，一旦掌了权，一旦面对花花世界，瞬间就跪了。他震怒。很多人求情，说他们有功。他说：“正因为他们有功，地位高，所以才要杀。杀了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干部。”但这只是治标。杀人容易，诛心难。当腐败不是个体的堕落，而变成一种潜意识的“补偿心理”——“老子打仗流了血，现在享受点怎么了？”——这时候，枪毙还有用吗？
三、稳定，有时是最大的陷阱到了50年代中后期，日子好过了。但在他眼里，“稳定”是一个高度危险的信号。因为稳定意味着阶层开始分化，意味着惯性开始起作用。他敏锐地发现，一种“等级观念”正在悄然回归。干部出门要有车，看病要有特殊待遇，子女上学要有照顾。甚至在某些地方，干部看群众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鱼水情”，变成了“油水情”。他对此深恶痛绝。
他骂道：“现在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厉害！”他看到，一旦干部脱离了劳动，不再吃食堂，不再下地，他们就会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小圈子，就会为了保住乌纱帽而欺上瞒下。更让他警惕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他看到曾经的“老大哥”变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阶层，名义上是公仆，实际上骑在人民头上。他把这叫做“修正主义”。他惊恐地发现，我们如果不警惕，也会滑向这条路。
所以他一生都在“折腾”。在普通人看来是折腾，在他看来，这是“流水不腐”。他试图用“不断革命”来对抗“人性沉沦”。 他要求干部“吃苦在前”； 他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他推行“鞍钢宪法”，让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他这是在逼着人“成佛”，逼着一群凡夫俗子去对抗自己的基因本能。这是一场注定孤独的战争，因为他的敌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几千年的文化惯性。
四、西西弗斯的巨石：悲壮的冲锋到了晚年，他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他觉得，常规的教育、整风，已经触动不了灵魂了。他看到农村集体经济出现松动，他看到城市里那种“做人上人”的旧思想在复辟。他曾悲怆地说：“如果你我离去，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红旗落地，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于是，他做出了那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我们要辩证地看那段历史。从现实层面，它带来了一定范围内的曲折。但从历史宏观逻辑上看，这是他为了砸碎“历史周期率”所做的最后、最决绝的一次冲锋。他想干什么？他想直接把权力交给人民。他想通过一种剧烈的震荡，来清洗这个肌体上的灰尘。他想让人民拥有随时监督、甚至质询管理者的勇气。他宁愿把瓶瓶罐罐打碎，也不愿意看着它们发霉、变质。
他挑战的是整个官僚科层制，他挑战的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逻辑。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他失败了吗？从世俗的角度，也许是。因为人性太顽固了。你打破了旧的特权，新的特权又会像野草一样长出来。但从精神的角度，他没有输。他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警钟”。他用晚年的孤独，告诉后人：不要相信什么“一劳永逸”，不要相信什么“历史终结”。保持纯洁性，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
尾声：为什么我们今天更怀念他？同志们，为什么在他离开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怀念他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因为我们想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因为，我们再一次隐约听到了“周期率”的脚步声。我们在繁华的表象下，是否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我们是否看到了“利益的固化”？
我们是否看到了某些领域，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在变窄？ 我们是否感受到了，在某些专家的嘴里，老百姓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成了冰冷的数字和负累？当“为人民服务”在某些地方变成了挂在墙上的口号，当“群众路线”变成了形式主义的过场——我们突然读懂了那个老人的眼泪。我们终于明白，他当年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反对特权；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坚持要让知识分子去接触泥土；
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至死都不肯向那个“人性规律”低头。他就像一个守夜人。他站在时间的高处，预见了我们也许多年后才会懂的危机。他在晚年曾流着泪读陈亮的词：“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同志们，他没有走远。
他把一颗种子埋进了中国的土地里，埋进了中国人的基因里。这颗种子叫“公平”，叫“人民万岁”。只要这世上还有不公，只要我们心中还向往着一个更美好的、更平等的社会，他的思想就永远是我们的灯塔。他不是神，他是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甘愿背负一切、粉身碎骨的人。历史周期率或许还在转动，但只要我们还记得他，只要我们不忘初心，这轮子，就别想轻易碾碎我们的脊梁。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