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秋的傍晚带着点凉意，上海市公安局政保民警卢禄定下班回到家，没像往常那样哼着小曲儿进厨房给妻子打下手。他在客厅里呆坐着，沏了壶茶，手里那份《解放日报》翻来覆去，眼神却没落在字上。没一会儿报纸扔在一旁，端起茶杯凑到鼻子前闻闻，又原样放下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妻子解婉琴在厨房里切菜，听见外头没动静，探身看了一眼。丈夫那副模样她太熟悉了——准是工作中又碰上了什么难啃的骨头。正想着，院子里传来自行车停靠的声响，是儿子卢建华放学回来了。解婉琴赶紧擦擦手迎出去，在门口压着嗓子嘱咐：“轻点儿声，你爸今天心里有事儿，别去招他。” 卢建华才十六岁，正是爱说爱闹的年纪，听了这话吐吐舌头，拎着书包蹑手蹑脚溜进自己屋。解婉琴转回厨房继续忙活，锅里的青菜下了油，滋啦一声响。 客厅里的卢禄定其实听见了外头的动静。他这会儿脑子里乱糟糟的，白天在局里看的那份材料像根刺，扎在心里怎么都不舒坦。材料上那个名字他太熟悉了——谢达成，他早年的师兄，也是当年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茶水渐渐凉了，窗外梧桐叶子开始泛黄。卢禄定往后靠进藤椅里，闭上眼，十四岁那年的光景倒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 他是上海近郊七宝镇出来的孩子，家里穷，念不起书，早早进了市区工厂当学徒。师傅姓顾，是个严肃的老钳工，手下带了七八个徒弟，卢禄定年纪最小。在一帮师兄弟里，数谢达成最照应他。谢达成那时已经二十出头，技术好，为人仗义，夜里常带着卢禄定去外滩走走，指着那些洋楼说些他那时听不太懂的话。 “禄定你看，这楼盖得气派吧？可里头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咱们工人在车间流汗，他们在这享福。”谢达成说话时眼睛亮亮的，“这世道得变变了。” 真正让卢禄定下定决心的，是193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日本人打过来的消息传到上海，厂子里人心惶惶。八月的一天，谢达成悄悄把他拉到仓库后头，声音压得低低的：“我要走了，去皖南投新四军。你跟我一块儿不？” 卢禄定记得自己当时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种说不出的激动。他没怎么犹豫就点了头。那年他十九岁，跟着谢达成，还有另外三个师兄弟，一路往西走。夜里睡草垛，白天躲着日本人的关卡，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皖南。 在新四军的队伍里，谢达成和他分在不同的连队。见面的机会少了，可每次碰上，师兄总要拍拍他肩膀，问问他适应不适应。有次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卢禄定左臂挂了彩，是谢达成冒着火力把他背下来的。伤口疼得厉害的时候，谢达成守在他旁边，给他讲井冈山的故事，讲将来要建设的新中国。 “等赶走了日本鬼子，咱们还要建设国家呢。”谢达成说这话时眼里有光，“到时候需要咱们的地方多着呢。” 抗战胜利了，内战又打起来。卢禄定跟着部队从北打到南，1949年春天回到解放了的上海，转业到公安局工作。而谢达成呢？听说去了东北，后来就没了音讯。 直到今天看到那份材料。 茶水彻底凉透了。解婉琴端着菜从厨房出来，轻轻放在桌上：“吃饭吧。” 卢禄定睁开眼，慢慢站起身。饭桌上很安静，儿子察觉气氛不对，埋头扒饭不敢出声。解婉琴给丈夫夹了一筷子菜，也没多问。这么多年夫妻，她明白有些事情不该问的时候就不能问。 夜里躺在床上，卢禄定睁着眼看天花板。材料上写得很清楚，谢达成在东北期间“有历史问题需要审查”，现在人已经回到上海，就住在闸北区。组织上把这个调查任务交给他，因为他对谢达成“比较了解”。 了解？他当然了解。那个教他技术、带他走上革命道路、在战场上救过他命的师兄。可材料上那些疑点又该怎么解释？那些说不清的时间空白，那些存疑的社会关系？ 窗外传来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低沉。卢禄定翻了个身，想起皖南的深山，想起那些饥饿但充满希望的日子，想起谢达成背着他时喘着粗气说的那句话：“禄定，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如今路是走到新中国了，可人呢？ 第二天早上，卢禄定穿上制服准备出门。解婉琴递过公文包，轻声说了句：“该咋办就咋办，别难为自己。” 他点点头，推着自行车出了弄堂。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却没什么暖意。去局里的路上要经过外滩，那些洋楼还在，可里头的人换了。卢禄定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谢达成就是在这儿指着这些楼，告诉他这世道得变一变了。 世道是变了。可有些东西，好像比世道变得更复杂。 公安局那栋灰色小楼就在前头。卢禄定在门口停下车，抬头看了看三楼那扇窗——他的办公室在那儿。今天他得开始写关于谢达成的初步报告，第一句话该怎么落笔，他还没想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