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 中国外交部发布严正声明， 2月11日，中国外交部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是对相关受害者权利的严重践踏，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首先看日本自身留存的官方档案，这是最无法辩驳的直接证据。日本内阁官房曾收集到23份相关公文，其中包含外务省1938年的机密文件，明确记载了陆军方面对“特殊妇女”的配置比例，以及通过军用车输送相关人员的详细记录。 这些文件里的“女招待”“特殊妇女”等表述，在同期其他报告中均被解释为被迫从事性服务的女性，也就是“慰安妇”。更关键的是，这些档案并非第三方记录，而是当时日本驻华领事馆与外务省的往来公文，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强征行为的自白书。 此外，日本政府1993年的“河野谈话”也已明确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立、管理和人员输送，存在使用强制手段或花言巧语违背女性意愿的情况，这一基于自身调查得出的结论，至今仍被日本外务省公开刊载，本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官方认定。 再看国际社会的司法判决和权威认定，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罪行的历史定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大量证人证词、书面证据和实物档案，早已将强征“慰安妇”纳入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范畴。 荷兰在巴达维亚设立的军事法庭，更是专门针对日军性暴力犯罪进行审判，多名相关日军军官被判处重刑，这是战后唯一专门追究强征“慰安妇”罪行的国际审判，其判决结果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 联合国层面也多次作出明确表态，1996年人权委员会报告直接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要求日本道歉；此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多名报告员，均多次呼吁日本承担完全责任，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安抚。 美国、加拿大、欧洲议会等也相继通过议案，谴责这一罪行，要求日本正视历史，这些国际共识不是外部压力的产物，而是基于事实的正义表达。 还有受害国留存的各类档案和调查结果，从另一侧面印证了罪行的真实性。中国多地档案馆保存着战时形成的日方档案、傀儡政权档案，以及战后审讯日本战犯的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各地慰安所的设施状况、人员配置比例、相关费用支出等信息。 日本战犯的笔供和口供更是直接揭露了强征行为的强迫性，多名战犯承认通过诱拐、胁迫等手段，将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各国妇女送入慰安所。根据相关研究，二战期间亚洲至少有20万妇女沦为“慰安妇”，涉及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庞大的受害规模，如此广泛的地域分布，绝不可能是所谓“民间自愿行为”所能解释的，只能是日本军国主义主导下的系统性犯罪。 这一罪行的本质，是日本军国主义为满足战争需求，运用国家力量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其残酷性和危害性远超一般战争暴行。它不是个别士兵的临时恶行，而是有着明确的组织架构、人员配置标准和管理流程的制度性犯罪。 从军方提出人员需求、制定配置比例，到行政力量介入征集，再到通过军用车输送、在占领区广泛设立慰安所，每个环节都体现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导作用。 这种制度性的强征，不仅对受害女性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更带来了终身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她们在慰安所中失去人身自由，遭受非人对待，许多人在战争中死亡，幸存者也只能在屈辱和痛苦中度过余生。更恶劣的是，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基本人权准则，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践踏，其性质之恶劣，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 日本国内部分势力试图否认这一史实，但其种种说辞都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他们要么纠结于“从军慰安妇”的称谓，声称这并非战时官方用语，试图以此否定罪行存在，却无视战时文件中多种表述指向同一受害群体的事实；要么将“强制”曲解为“持枪绑架”，刻意割裂制度性强制的完整链条，无视诱骗、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等同样属于强制的范畴。 正视这一历史事实，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教训，防止悲剧重演。日本作为加害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的尊重，也是自身获得国际社会信任的前提。 德国通过彻底清算纳粹罪行，以法律、教育、赔偿等多种形式承担责任，最终获得了邻国的谅解和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为日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而日本部分势力的否认行为，恰恰暴露了其对历史责任的逃避，不仅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也让自身在国际社会陷入道德被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已经成为人类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证据早已让这一事实板上钉钉。任何试图否认、歪曲这段历史的行为，都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人类良知，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 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纠结于过去，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确保这样的人间惨剧永远不再发生，这是对受害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