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倒霉的总统，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没本事，而是他偏偏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当上了美国总统。 特朗普刚上任就面临制造业回流的难题。美国制造业外迁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显现，石油危机和金融业的过度繁荣让大量工厂选择迁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 奥巴马政府曾推出《制造业促进法》等政策试图挽回，却只在汽车和少数高端制造领域取得有限成效，基础设施落后、人工成本高企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特朗普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想用税收优惠和关税施压的方式把产业拉回本土，可离开的行业早已在全球形成稳定产业链，不是单一国家的政策就能轻易撼动。 通用汽车等企业即便迫于压力取消海外建厂计划，也没能在美国创造出预期的大量岗位，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仍只有8.4%，贸易逆差的局面也没能根本改变。 他执政期间还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公共卫生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让美国的医疗体系和社会治理漏洞暴露无遗。 这种漏洞不是特朗普执政才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治理模式让政府干预能力持续弱化，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划分也导致防控措施难以统一。 疫情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感染率、住院率远高于白人，少数族裔聚居的“隔都区”因为医疗资源匮乏陷入困境，这些现象根源是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和资源分配失衡。 特朗普的应对措施被广泛批评，但即便换任何一位总统，面对这种积累已久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交出完美答卷。 种族矛盾的集中爆发更让他的执政雪上加霜。美国的种族歧视从奴隶制时期就深深扎根，内战废除奴隶制后，法律上的平等从未真正转化为社会现实。 隐性的种族隔离让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等领域长期处于劣势，这种矛盾在特朗普任期内被弗洛伊德事件彻底点燃。 2020年5月，白人警察跪杀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事件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而类似的警察暴力执法案件在此之前早已屡见不鲜。这些抗议不是针对特朗普个人，而是对美国几百年种族压迫的集中反抗，可作为当时的总统，他自然成为了民众情绪宣泄的目标。 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也让他的政策推行举步维艰。两党对立的趋势从奥巴马时期就已显现，到特朗普执政时更是达到新的高度。他想推进的税改、移民政策等都遭到民主党激烈反对，即便在共和党内部也存在分歧。 这种极化不是他造成的，而是美国社会价值观分裂的必然结果，却让他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他签署的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行政令，虽然符合部分选民诉求，却遭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强烈抵制，加剧了社会撕裂。 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也让他的施政处处受限。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等国家加征高额关税，可全球产业链的深度绑定让这种做法事与愿违。 美国农场主失去了中国这个重要市场，零售商因为关税增加了成本，这些负面影响最终都转化为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显示，加征关税后美中贸易的数量和价值只发生了轻微变化，所谓的“回岸”行动基本没有起到作用。 特朗普的执政经历更像是一场历史巧合的集中体现。他接手的美国早已不是二战后那个制造业霸主，工业基础被逐渐掏空，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全球地位也面临诸多挑战。 他的政策或许有激进之处，但那些让他饱受争议的问题，大多是前任政府遗留的历史包袱。疫情的突发、种族矛盾的爆发、政治极化的加剧，这些事件单独发生都足以让任何一位总统焦头烂额，而它们偏偏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接踵而至。 他不是没有能力，减税政策曾让美国经济在疫情前出现短暂繁荣，制造业就业人数也从奥巴马时期的1100万增长到1300多万。 他也不是做错了太多，只是他的执政风格和政策选择，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恰好撞上了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矛盾点。换一个时间，换一批历史条件，他的执政评价或许会完全不同。 历史往往充满偶然性，特朗普的倒霉就在于他刚好站在了美国历史的一个特殊十字路口。这个路口汇集了几十年的经济结构失衡、几百年的种族矛盾、持续加剧的政治极化和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危机。这些问题不是他造成的，他却必须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压力和失败后的指责。 当所有的历史包袱和突发危机都集中在一个任期内爆发，即便再有本事的政治家也很难全身而退，特朗普的遭遇，更像是时代洪流中一个无奈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