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荷兰的关系，或许会迎来第二次“风波”，且会比上次安世半导体事件更为剧烈，因为荷兰方面把一个上过中国制裁名单的议员放在了贸易部长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中荷贸贸易摩擦在平息一段时间后，可能会迎来升级。 这位名为舍尔茨玛的政客，早在2021年就因发表涉疆错误言论、恶意传播虚假信息，被中方纳入制裁名单，后续还曾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其对华强硬立场从未掩饰。让这样一位有制裁污点的人物执掌贸易事务，本身就是荷兰新政府释放的明确对抗信号，绝非偶然的人事安排。 荷兰新一届内阁的组建本就充满对华强硬色彩，除了贸易部长，新任外交大臣贝伦森长期渲染中国在鹿特丹港的投资构成“威胁”，主导起草过欧洲议会关于战略港口投资风险的报告，还公开支持欧盟调查中国企业；负责数字经济的国务秘书阿尔茨热衷炒作“中国间谍活动”，国防国务秘书博斯维克更是频繁叫嚣“对华依赖太过天真”。 整个核心决策层被对华鹰派占据，形成了系统性的强硬对华氛围，贸易部长的任命只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而非孤立事件。 此前的安世半导体事件，本质是荷兰政府对中资企业内部事务的行政干预，通过暂停股权托管、限制高管履职等方式，试图阻挠闻泰科技行使控制权，最终在中方压力和法律裁决下，闻泰科技虽赢回控制权，但仍被迫接受尖端技术研发需第三方复核、设立荷方认可的合规办公室等附加条件。 那场争端持续数月，导致闻泰科技2025年预亏90亿-135亿，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也受到冲击，但矛盾主要集中在单一企业和特定技术领域，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而此次贸易部长的任命，将矛盾从企业层面升级到国家贸易治理的核心层面。贸易部长直接主导出口管制、贸易规则制定、双边合作谈判等关键事务，一个被中方制裁的人物身居此位，意味着中荷贸易的官方沟通渠道出现了根本性障碍。 中方的制裁名单并非随意设立，而是对损害中国核心利益行为的明确反制，荷兰让这样的人物主管对华贸易，等同于无视中方的核心关切和外交底线，是对中方制裁的公然漠视和挑衅，这种姿态比单一企业层面的摩擦更具对抗性。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荷合作的核心痛点集中在半导体领域，ASML作为全球唯一能生产高端光刻机的企业，2024年对华营收占比高达28%-36%，即便预测2026年占比降至20%左右，中国仍是其无法替代的核心市场。 但荷兰新政府的执政协议明确提出，要打击所谓“窃取荷方知识产权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不当干预”，结合贸易部长的强硬立场，未来极有可能进一步收紧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甚至超出美国此前的施压范围，限制更多中端光刻机及相关技术出口。 这种政策转向将直接冲击中荷贸易的平衡基础。中方此前对安世半导体事件的回应主要集中在外交抗议和援引投资保护协定，而如果荷兰在半导体出口、市场准入等更广泛领域采取限制措施，中方必然会采取对等反制。 荷兰的农产品、机械制造等领域对华出口依赖度同样不低，这些领域都可能成为反制的切入点，形成“限制-反制”的恶性循环，其影响范围和激烈程度远非单一企业争端可比。 更关键的是，荷兰新政府是少数派联合政府，三大政党在众议院仅占66席，必须争取反对党支持才能推进政策。为了巩固执政基础，其对华强硬政策可能会更具极端性和表演性，通过炒作对华矛盾转移国内焦点，这种政治逻辑会让中荷贸易摩擦的管控变得异常困难。上次安世半导体事件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达成部分妥协，而此次涉及核心政治立场和广泛贸易利益，妥协空间被大幅压缩。 同时，美国对荷兰的施压也在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的AI顾问明确要求荷兰继续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荷兰新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恰好迎合了美国的战略需求，可能会获得更多外部支持，这也让其在对华摩擦中更敢于采取激进措施。但荷兰忽略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绑定，ASML的营收依赖中国市场，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意味着，荷兰的限制措施最终会反噬自身产业。 中荷贸易摩擦的平息本就脆弱，此前的缓和更多是基于经济利益的暂时平衡，而非政治互信的提升。此次贸易部长的任命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标志着荷兰对华政策从“谨慎平衡”转向“明确对抗”。这种转变不是短期情绪波动，而是基于新政府政治构成、外部战略压力和国内政治需求的系统性调整，意味着后续的贸易摩擦不会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会在多个领域持续发酵升级。 相较于安世半导体事件的局部性和阶段性，此次风波涉及的层面更全、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影响更深远。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分工、双边贸易的多个支柱、甚至中欧贸易的整体氛围都可能受到牵连，其剧烈程度必然超过上一次。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分歧，而是核心利益和外交底线的直接碰撞，荷兰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已经为中荷关系的走向埋下了冲突的种子，贸易摩擦的升级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