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单公布。其他人都有详细事迹，唯独一个人只有一行字：于敏，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没照片，没履历，没说明。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界整整消失了28年。他活着，却像个不存在的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个雪天的选择 1961年1月12日，北京下大雪。于敏接到通知，去钱三强办公室。推开门，钱三强坐在桌后，神色严肃。"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于敏愣了。那年他35岁，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已经干了十年。眼看要出大成果，突然让他转行搞氢弹。这意味着放弃一切，从零开始。更关键的是——从此隐姓埋名。 他没当场答应，也没拒绝。回家路上，雪片子打在脸上，生疼。于敏脑子里转着两件事：一是自己刚在《物理学报》发了篇重磅论文，国际学界都在关注这个中国年轻人；二是老家天津的母亲，上个月还来信问他啥时候能回趟家。搞氢弹？连妻子都不能告诉，母亲那边更得断了念想。走到胡同口，他跺了跺脚上的雪，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三天后，他交了一份简短的书面报告，只有八个字："定不负所托，完成使命。" 这八个字，锁死了他后半辈子的人生轨迹。 很多人不知道，于敏压根儿没留过洋。1944年考进北大工学院，后来转理学院，1951年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国内搞原子核理论的，只有他和邓稼先等寥寥几人。没导师，没设备，连像样的教材都没有。于敏硬是凭着一堆俄文资料和手摇计算器，把原子核理论搭出了个架子。彭桓武曾评价："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这话不是客套——1959年，他在核物理国际会议上做的报告，连苏联专家都点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三强找上门来。氢弹这东西，当时只有美苏掌握，资料绝对保密，连张像样的图纸都搞不到。于敏接手的，是个真正的"黑箱"。更麻烦的是时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所有图纸。中国得靠自己，而且得快。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四年七个月。中国呢？于敏他们接到的任务是：两年。 现在回头看，这任务简直疯狂。但当时没人觉得不可能，因为大家都被一种紧迫感攥住了——没有核武器，新中国就永远被人拿枪指着脑门。于敏后来回忆，那时候夜里做梦都在算数据，醒来枕头湿一片，分不清是汗还是泪。他没说那是压力，只说"脑子停不下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来，罗布泊一片欢呼，于敏却躲帐篷里抽烟。他知道，真正的硬仗才开始。原子弹是裂变反应，氢弹是聚变，原理完全不同。而且氢弹需要原子弹当"扳机"，这意味着他们得在别人的基础上，再跨一大步。当时国内有两种声音：一派主张先搞加强型原子弹，稳妥；另一派要直接上氢弹，快。于敏算了一笔账，发现加强型原子弹的路子效率太低，能量浪费太大。他提出个大胆方案：绕开常规路径，直接研究"于敏构型"。 这个构型后来成了中国氢弹的核心机密。具体是什么，至今没公开。但有个细节能说明问题——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需要大量维护，氢弹保存成本极高；中国的"于敏构型"据说更稳定，更便于实战部署。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用更少的钱、更短的时间，搞出了更实用的核武器。于敏的同事们后来开玩笑说，这老头儿"省出了一个航母编队"。 代价是于敏的身体。1969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于敏突发胃穿孔，疼得蜷成虾米。基地医院条件差，做不了手术，只能打吗啡硬扛。他躺在病床上，手里还攥着计算稿，让护士念数据给他听。邓稼先后来去看他，两人相对无言，抽了半包烟。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基地辐射防护简陋，很多人后来都得了癌症。于敏算是命硬的，胃切了三分之二，硬是挺过来了。 1971年，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于敏站在戈壁滩上，看着蘑菇云升起，突然蹲下来，捂着脸。同事以为他身体不适，过去扶他，才发现这老头儿在哭。不是激动，是释放。十年了，他没回过天津老家，没见过母亲最后一面，没参加过儿子的家长会。妻子孙玉芹只知道他在"搞国防"，具体搞什么，一概不问。这种默契，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生存智慧。 1984年，于敏正式从一线退下来。组织上安排他挂了个"科技委副主任"的虚职，实际是让他养身体。他闲不住，又开始琢磨激光惯性约束聚变——这是受控核聚变的一条路径，如果成功，人类能源问题就解决了。当时他已经58岁，眼睛老花，手也抖，还坚持每周去实验室。年轻人劝他休息，他说："我这辈子就这点本事，不用就浪费了。" 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复制那种选择。环境变了，价值观也变了。但理解那种选择，理解其中的重量和代价，或许能让我们对"爱国"这两个字，少点廉价的感动，多点复杂的敬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