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地震时,正在讲课的北大才子范美忠不管全班学生,自己跑了出去。面对外界的指责,他却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如今他怎么样了? 2008年5月12日,四川光亚学校的教室突然开始晃动。范美忠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瞬间从讲台冲下楼梯,第一个跑到了操场空地上。 好了,这是事实一。一个未经训练的人在灾难降临时本能的求生反应。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许只会是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接下来的发展,让事情彻底变了味。 地震后,他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自述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这篇文章,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划开了包裹在职业伦理外那层温情脉脉的纱布。 他不仅详述了自己逃跑的过程,更抛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全网炸了。 愤怒的声浪几乎要将他淹没。“畜生”、“无耻”、“不配为师”……这些标签像雪片一样飞来。人们愤怒的,真的是他那几秒钟的逃跑吗?不全是。更多人愤怒的,是他竟然把这份“不光彩”的本能,用如此冷静、甚至带着几分学究气的笔触公之于众,并且拒绝忏悔。 他扯下了英雄主义的遮羞布,暴露了一个自私却真实的“人”的样本,这比逃跑本身,更让习惯崇高叙事的社会感到难堪。 但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暂时收起道德大棒,去看看他当时的“制度铠甲”,会发现一些更复杂的缝隙。 当年,对于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的具体职责和行为规范,并无像今天这样详尽到细节的法规条文。道德要求很高,但操作指南是模糊的。他的逃跑,恰恰是钻入了这个模糊地带。 风波愈演愈烈,范美忠被学校停职。然而,事件在舆论场中却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分化。一场关于“真小人”与“伪君子”的辩论开始了。 支持者认为,至少他足够真实。在一个人人争相表演高尚的时代,他坦承了自己的怯懦与自私,这种“诚实的恶”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未知关键时刻会如何行事的人,反而显得不那么虚伪。 他们开始追问:换作是你,在八级强震的恐惧中,真的能百分百保证自己会像谭千秋老师那样,用身体护住学生吗?这种自我拷问,让绝对的道德批判出现了一丝裂痕。 而反对者则坚守着底线:教师职业有其神圣性所在。这种神圣性,恰恰在于它要求从业者在某些时刻必须超越平庸的人性。学校不仅是知识殿堂,更是社会的道德孵化器。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在为孩子定义“何为正确”。 范美忠的言行,尤其是事后那套自我辩护的哲学,击穿了职业的底线共识。 拉锯之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究竟在期待一个怎样的教师形象?是一个毫无瑕疵的道德圣人,还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害怕也会犯错的凡人?范美忠这个“反面教材”,意外地逼着整个社会去审视那个被过度神话的“园丁”图腾。 舆论的飓风终会过去。被卷入风暴中心的人,却要独自面对漫长的人生重建。范美忠的“后来”,是一条典型的“自我流放”之路。 他离开了主流的教育体系。光亚学校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所正规学校敢聘用他。他的职业教师生涯,在那一刻事实上已经终结。但他并没有从教育领域完全消失,而是转入了一种“地下状态”或者说“江湖状态”。 他开过私塾,讲授他钟爱的《庄子》和鲁迅;在网络平台开设课程,凭借北大才子的深厚学养和特立独行的思想,吸引着一批小众的追随者。 他的课堂,不再有体制的庇护,但也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他谈论文学,谈论哲学,谈论一切他感兴趣的东西,唯独可能不再谈论那场地震。 他的生活也彻底转向内敛和边缘。举家迁往成都,后来似乎又辗转于云南、湖南等地,寻找租金低廉、生活简单的居所。媒体报道中,他开始亲自在家教育自己的子女,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塑造下一代。 有记者后来采访他,问及是否后悔当年的言论。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坚定:“不后悔。”他甚至进一步阐释,那场风波让他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和社会的本质。他接受了“被淘汰”的命运,并将这种淘汰视为一种光荣的勋章,证明自己未曾向虚伪的“集体无意识”妥协。 如今,十六年过去了。“范跑跑”作为一个网络热词早已降温,但事件留下那道深刻的伦理伤疤,至今没有完全愈合。它成了一个课堂上不会讲,但人人都心知肚明的“灰色案例”。 参考信息: 百度百科|《范美忠》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