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准备好了。”93岁的德国前首相德里斯·范·阿赫特对家庭医生说。他握着妻子的手，两人并排躺在自家卧室的床上。 家庭医生在最后一次常规体检时，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希望我怎么做？”老两口拿出了那份签好字的文件。文件上写着：拒绝气管切开，拒绝心肺复苏。医生点点头，把文件放进了他们的医疗档案。 在荷兰，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阳光充足的客厅里，而不是抢救室刺眼的灯光下。2024年，有9958个荷兰人选择了安乐死。其中58对是像他们一样的夫妇。 他们的养老金和医保覆盖了上门护理和止痛药。护士每周来三次，帮他们洗澡，检查身体。家里装了防滑地板和扶手。钱够用，尊严也在。 而在另一片土地上，同样的时刻往往伴随着呼吸机的嘶鸣和子女颤抖的签字笔。子女们签下“同意抢救”，仿佛那支笔有千斤重。他们不敢看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更不敢看父母插满管子的脸。 那是一种被恐惧驱动的孝顺。害怕邻居的议论，害怕自己内心的拷问——“我是不是做得不够？”于是，把所有的医疗手段都用上，成了唯一的答案。父母的身体成了战场，子女的孝心成了弹药。 可真正的战场，其实在那些平静的下午就结束了。当家庭医生合上病历本，当那份拒绝侵入治疗的文件被郑重收好，战争就已经赢了。赢得的不是时间，而是对自己生命终章的绝对话语权。 说到底，孝顺这道题，是把决定权交给医院的仪器和别人的眼光，还是交回给那个躺在床上的、清醒过的老人自己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