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联合国高官流畅切换四国语言，却唯独没有中文时，中国代表孙磊大使没有愤怒指责，而是在专业发言后，温和而坚定地说：“期待祖耶夫先生下次也能用中文通报。” 2026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当时，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的代理副秘书长亚历山大·祖耶夫，用英文、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四种语言完成了情况通报。 坐在台下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随后进行关于反恐议题的正式发言后，看似不经意地、礼貌地补上了那一句“期待”。据报道，听到这句话的祖耶夫副秘书长，笑着点了点头。 场面平和，甚至有些友善。但所有了解联合国规则的人都明白，这句轻飘飘的“期待”，落在安理会的会议厅里，其实有着千钧的重量。它不是在讨论反恐的具体细节，而是在提醒一个被许多人习以为常甚至忽略的根本原则：平等。 这里就有个最直接的问题：联合国的官方语言，到底是哪几种？答案是六种：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也就是说，从1945年联合国诞生之日起，中文就和其他五种语言一样，白纸黑字地享有完全平等的正式地位。 理论上，在这座代表人类最高合作理想的殿堂里，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应被轻视。 但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祖耶夫副秘书长熟练地使用了四种语言，这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和敬业态度，但唯独遗漏了中文和阿拉伯文。这或许并非出于任何个人的恶意，更像是一种长期惯例的无意识体现。而这种“惯例”，恰恰是问题的核心。 中文在联合国的道路，本身就是一部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的奋斗史。1971年，那是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历史性年份。但很多人不知道，直到1973年，中文才被正式列为联合国大会的工作语文。 次年，也就是1974年，它才成为安理会的工作语言。在此之前，中文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这背后的推动力，不仅仅是中国外交官的努力，更是一个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央所必然带来的话语权诉求。 自此之后，中文在联合国的存在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而稳步增强。从1998年联合国中文网站上线，到2010年联合国设立“中文日”，并将日期定在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的“谷雨”节气，中文所承载的，不再仅仅是沟通功能，更是一种文明体系的展示。 联合国甚至设立了赴华汉语培训项目，让工作人员实地感受中文的魅力。这些点点滴滴，都是中文地位提升的注脚。 然而，冰冷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揭示了另一面。根据语言学者的分析，尽管联合国早在1995年就通过决议，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各正式语文平等的安排，并“惋惜”内部语言使用的不平等，但英语“一语独大”的局面在系统内部依然难以撼动。 许多核心会议、内部文件和工作交流，仍以英语为绝对主导。经费紧张、人力短缺，以及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利益诉求，都让语言平等的理想在现实中打了折扣。祖耶夫副秘书长的“四选四不选”，正是这种长期结构性不平衡的一个微观缩影。 理解了这番背景，我们再回头品味孙磊大使的那句话，就能咂摸出更深层的滋味。这绝非一次即兴的、情绪化的抱怨，而是一次精准、克制且极具智慧的外交发声。 首先，它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孙磊大使是在圆满完成了关于阿富汗、叙利亚及非洲反恐形势的正式发言后，才提及此事的。这表明，中方将严肃的专业议程置于首位，完全恪守了会议的本分。在充分履行了自身责任之后，再提出程序性的权利主张，合情合理，无可指摘。 其次，它的姿态是建设性的，而非对抗性的。“期待下次也能”，这话说得有多妙？它没有纠缠于“这次你为什么没有”，避免了让对方难堪，从而将可能的对抗情绪降到了最低；它把目光投向“下次”，给予了对方充分的尊重和改正空间。 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更成为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性的完善者。这种维护，不是要用中文取代英文，而是要确保包括中文在内的所有文明，都能在人类共同的话语平台上，找到自己那把理应存在的椅子。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