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之父”——田汉，在监狱中不幸去世，享年70岁，直到7年后，他的妻子安娥才知晓丈夫的死讯，大家都说他走得太冤，但妻子却说：“他是有福气的。” 从湖南乡村走出的田汉，少年时尝尽贫穷滋味，9岁丧父后靠长沙师范的免费名额和舅舅资助才没辍学一辈子。 当同龄人把师范看成安稳出路时，田汉却在课堂外迷上戏剧，十几岁就开始改编京剧。1916年赴日本留学后接触西方戏剧理论，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立创造社，立下要用戏剧改变中国的念头。 回到上海，田汉一边在中华书局翻译《哈姆雷特》，一边办《南国半月刊》，鼓动“南国艺术运动”，自比“中国易卜生”。 事业攀升的同时，情感生活却愈发复杂。与表妹易漱瑜在动荡年代成婚，伴着贫病与办刊劳累艰难维持；易漱瑜早逝后，又与黄大琳结合，两年草草结束；之后与林维中相恋约婚，再因与安娥相遇陷入三人纠葛。 田汉在几段关系间来回挣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与安娥正式登记，这些情感波折既消耗精力，也不断渗入剧作中的多角恋与人物困局。 真正把田汉名字写进民族记忆的，是《义勇军进行曲》。1934年前后，上海电影公司邀请田汉写一部以长城抗战为背景的《风云儿女》，剧本还在打磨就遭特务逮捕。 田汉在狱中写下歌词，有同志冒险送出监狱，聂耳拿到手后短短两天配好曲。1935年电影上映，这支歌配着银幕上的青年抗争传遍大街小巷，学生游行唱，前线士兵打仗唱。 抗战年代里，这首歌从台儿庄到无数战场回荡，连保罗罗伯逊这样的外国歌唱家也用中文演唱，称它是“世界革命者的战歌”，多国电台与唱片把这支歌当作中国斗争的象征。 抗战胜利后，《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被定为代国歌。田汉进入新政权文化核心，在文化部、文联、学校多头任职，月薪不低，生活看似风光。 与任光、安娥合作《渔光曲》，与聂耳写《卖报歌》，一连串作品塑造了现代中国电影与新音乐的底色。不过文艺圈人事复杂，早年在左联与鲁迅之间的误会没有完全消散，内部争论与路线之争时常反噬创作者。 解放后田汉与安娥并肩，与旧婚姻却剪不断理还乱。林维中长期纠缠，从重庆闹到重庆街头贴传单，又追到台湾在报纸发公开信批判，大学生也写信声讨，让夫妻名誉跌入谷底。 田汉在反右中还参与批评同行吴祖光，晚年对宗白华坦言后悔当年顺势发声，自认是把“惩前毖后”的说法当真。个人感情、人际恩怨与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慢慢构成生命后半程的阴影。 1960年代中期风向骤变，曾被当作国家象征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扣上“需要改词”的标签，田汉的剧本被批成“毒草”，本人被打成“反动文人”。 1966年被捕后关进看守所，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轮番折磨，田汉仍被要求不断写检查和生平材料，在狭小房间里回忆从乡村少年到“国歌作者”的来路。 1968年冬天清晨，年过70的田汉在牢房里突然倒地，以化名“李伍”草草登记，骨灰无人认领，眼镜、钢笔和几部手稿成为唯一遗物。 更残酷的是，家人多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中风致残的安娥住在狭窄西屋，一边为生计奔波，一边托朋友打听消息，始终得不到确切答复。 等到运动尘埃渐落，家属在1970年代末才正式收到田汉去世的消息。别人说田汉实在冤枉，安娥却反复说“算是有福”，在妻子看来，田汉至少不必再承受漫长折磨。 1979年，田汉得到平反，追悼会上茅盾念悼词，林维中也以曾经的伴侣身份痛哭。1982年全国人大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田汉名字与这支歌正式重新连在一起。 从此以后，这支在牢房里写成的战歌多次响在世界赛场，在香港澳门回归仪式、在申奥成功之夜、在无数庄严时刻把国人的记忆拉回那个风雨年代。 回望田汉的一生，既有少年求学、留学日本、办刊翻译的风光，也有情感反复、政治风浪、铁窗病逝的残酷。真正留下来的，是写在《义勇军进行曲》里那种“用血与汗铸防线”的决绝。 个人命运终归有限，作品和精神却在每一次国歌奏响时，与后来者一同站在历史的回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