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1918年5月2日，一个春天的清晨，上海广慈医院的护士推门进屋时，发现病床上的苏曼殊已经没有了气息。 他的死讯震动了朋友圈，不只是因为他年仅三十五岁，更因为这位诗人、翻译家、画家、革命志士，竟然真的“因此致死”。 苏曼殊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他出生在日本长崎，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广东人，家庭身份注定了他童年缺乏归属感。 早年生活过于动荡，年纪尚小便尝尽了冷脸与斥责。他很早便对糖这类甜食上了瘾，不是嘴馋，而是有依赖——仿佛吃点甜的，日子就不那么苦。 大概正是这些年沉积下来的情绪，让他对“糖”近乎执着，甚至成了一生里都无法割舍的影子。十二岁那年，他跑了出去，找上一位游方和尚剃度当了和尚，后又因偷吃鸽子被赶出寺庙。 到了后来，虽然几次再入佛门，依旧因破戒吃肉、藏冰糕而遭逐。他虽穿着僧衣，却从来没让口腹认过输。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个内心不肯妥协的人。 对自己认定的东西，不愿放也不肯改。十五岁赴日求学，进入近代新式教育体系。他的悟性极高，极短时间内不仅通晓多国语言，还能熟练翻译西方诗歌小说。 不过他的翻译有自己的理解特别明显，常常把情节进行再加工。在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是极具个性的特例。别人投身改良、维新。 他不仅参与文字批判，还直接投身革命，据说还试图刺杀保皇派领袖康有为。此事虽然未成，显示出的却是他不计后果的勇气和决心。 他在上海民报社工作期间认识了章炳麟、柳亚子、陈独秀、鲁迅等重要文化人物，并积极参与南社活动。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他思想、艺术和行动交汇的高峰期。 可身边人都知道，他的胃早就被自己糟蹋坏了，不光是饮食无度，更明显表现在饮冰。朋友们请客，他吃了两三碗红烧肉，再来几碟炸鸡和冷饮，吃到拉肚子依旧不改。 柳亚子对他不胜其累，见他回信署名都写在“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带几分玩笑，却难掩担忧。糖，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记忆中唯一温暖的角落。 他去棋盘街上的高级糖铺，同芳居，买那些形状特别、颜色温柔的糖果，每写诗落笔必配几块，不然提不起神。他出门旅行坐船，宁肯带满几瓶甜糖，也不带换洗衣物。 在旅途中慢慢吃光，再扔空罐。这个细节，说不上小，却深刻。这些细节看似生活化，其实早已和他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绑在一起。 他在思想上异常清醒，早年已明确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主张民族解放和民主思想。但当他发现自己所参与的革命未必推动得动社会，他的理想与现实一路错位，内心逐渐苦闷。 他没有堕落，而是将失落投射到极度的放任里。对外他依然才华横溢，翻译、书画、写作样样皆成，而对内却是破罐子破摔式地吃，猛吃，吃出自己的归宿来。 曾有朋友批评他这种吃法是“自杀政策”，他说不上是否认可，但不否认。这反映的不是简单的贪嘴，而是一种极致疲惫后，求一时慰藉的沉静。 他曾绘一幅画，有人前来以蜜枣换画，换到一幅溪山幽居。他是真情接受的，而画中却透出静中微苦，像是在自说自话：“我已清心寡欲，只因还有甜可吃。” 有人说他的死是一种悲剧。可放在近代中国那个动荡的大背景下，再看苏曼殊的一生，倒像是一种超前的觉悟。他没用口号喊出什么坚定理想，而是用活生生的人生去体现对旧世界的抗拒。 他既不愿为身世妥协，也不依附任何权势，他翻译西洋浪漫主义作品，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另一个更温情的世界是存在的。 他画山水，不题款、不添加说教，全凭一手真意。他活得真实，这种真实没有造作，也没有迎合。苏曼殊死后，有人在他墓前读他留下的诗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句话没人能考证是不是他自己写的，但却与他的一生何其相符。他在风中奔走、于乱世激进，最后却化作人在枕下的糖纸——那些隐秘的倔强，从未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