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员汪戈被捕，中统正要用刑，李茂堂却推门进来，先对汪戈使了一个眼色，接着对特务说：人我来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调查室主任，地位不低。他对特务说出的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审讯室的门在李茂堂身后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嘈杂。昏暗的灯光下，汪戈被绑在木椅上，脸上带着伤，眼神却清亮。几个行刑的特务愣了一下，互相看了看，还是恭敬地退到了一边。李主任亲自提审，谁也不敢多问。 李茂堂慢条斯理地走到桌前，放下手里的公文包。他没立刻看汪戈，而是先翻起了桌上那薄薄的卷宗。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和霉味，只有纸张翻动的窸窣声。几个特务垂手站在墙角，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这位平日里让人捉摸不透的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这些？”李茂堂合上卷宗，声音不高，却透着冷意。卷宗里无非是些“疑似共党”、“行为不轨”的模糊指控，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这才抬起眼，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汪戈的脸。汪戈与他对视了一瞬，随即垂下眼帘，那一眼里的内容，只有他们两人明白。 时间仿佛被拉回了更早的岁月。李茂堂，这个在中统内部步步高升的“党国干才”，他的真实身份，是受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深度潜伏者。他的任务不是窃取一两份文件，而是嵌入敌人的心脏，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眼前的汪戈，是他单线联系的下级，掌握着西安地下党组织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汪戈被捕，就像一根导火索被点燃，随时可能引爆整个西安的地下网络。 李茂堂点了支烟，烟雾缓缓升腾，模糊了他的表情。“都出去。”他对着墙角的特务挥了挥手，“门口守着，没我命令，谁也不准进来。”特务们巴不得离开这压抑的地方，应了一声，迅速退了出去。 门再次关上，审讯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李茂堂走到汪戈身边，动作麻利地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低声快速问道：“老汪，怎么样？撑得住吗？”汪戈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急促地回答：“老李，他们还没拿到实质东西，但我怕撑不了多久，小刘知道城西联络点的位置，他昨天和我一起，也失踪了。” 消息比预想的还糟。小刘是汪戈的交通员，他知道的太多了。李茂堂的大脑飞速运转。硬抢人？不可能。制造混乱？风险太大，容易暴露自己。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这件事“消化”在内部，把汪戈的案子做成“无头案”，同时尽快通知组织切断与小刘相关的所有线索。 他重新把绳子虚搭在汪戈身上，做出仍旧捆着的假象，然后坐回审讯桌后，提高了声音，语气变得严厉而官僚：“汪戈！我劝你放明白点，这里是调查室，你的那些同党，我们早就掌握了！现在给你个机会，把事情说清楚，是谁指使你收集铁路运输情报的？”这番话，既是在演给门外可能偷听的人，也是在给汪戈递话——敌人目前怀疑的方向是经济情报，而非更致命的组织网络。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李茂堂导演了一场漫长的“审讯”。他时而拍桌怒喝，时而假意规劝，问题始终围绕在看似重要、实则边缘的经济和军事动态上。他巧妙地引导着问答，让汪戈的“供述”听起来合情合理，又毫无价值。他在笔录上做文章，把关键细节模糊化，把指向组织的线索引向歧途。 夜深了，李茂堂一脸“疲惫”和“不耐烦”地走出审讯室，对守门的特务吩咐：“这是个硬骨头，但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先关回号子，饿他两天，挫挫锐气。卷宗放我这儿，我要仔细看看。”他拿起那份精心加工过的笔录，带走了。这份笔录，将来就是他替汪戈开脱的“依据”。 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院子，冬夜的寒气让李茂堂精神一振。他没有回家，而是驱车前往另一个秘密联络点。他必须把警告送出去，必须让小刘知道的那些据点立刻转移。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同志们的生死。 后来的几天，李茂堂利用主任的职权，以“证据不足，需进一步甄别”为由，将汪戈的案子压了下来，既不结案，也不上交给更高级别的特务机关。他巧妙地利用了中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掣肘的特点，把这个烫手山芋变成了部门间推诿扯皮的一个普通案件。同时，组织接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切断了危险链条。 一个月后，在一次所谓的“案情分析会”上，李茂堂面对着其他特务头目，拿着那份被他“润色”过的卷宗，言之凿凿：“此人背景复杂，所言之事多无法查证，很可能是为了混口饭吃的江湖骗子，或是其他方面放出的烟幕。 长期关押耗费资源，不如秘密释放，放长线钓大鱼。”一番云山雾罩的官场言辞，加上确实缺乏过硬证据，竟然说服了众人。汪戈最终被悄然释放，消失在西安的街巷中，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而李茂堂，依然稳稳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周旋于敌营。他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拍板，都在无声的惊涛骇浪中，守护着无数的“汪戈”。 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正是千千万万个“李茂堂”，用无法言说的孤独和至高无上的信仰，在黑暗中凿出了一道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历史背景及人物原型，参考自《人民日报》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刊载的专题文章《“龙潭后三杰”与中共隐蔽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