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7岁的谢兰嫁给大自己11岁的师小红，两人约好了丁克，不要孩子，因为她的父母是聋哑人，怕隔代传，谁料，11年后，已经38岁的谢兰对老公师小红说：“我们还是生一个孩子吧！” 谢兰的父母都是后天失聪的聋哑人，在一个完全无声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得有多早熟、多敏感。 从小，她就是父母的“翻译官”，是这个家和外面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邻里街坊的闲聊，柴米油盐的买卖，全靠她一个小姑娘在中间比划、转达。 更让她心里过不去坎儿的，是父母那份卑微又伟大的爱，据说，她上体校时，父亲为了不让她在同学面前丢脸，从来不敢踏进校门看她一眼。 为了让她安心考大学，父亲甚至辞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副厂长职位，最震撼的一次，是父母双双跪在她面前，就为了劝她别放弃学业，别像他们一样，一辈子困在无声的世界里。 这种爱，太重了，重到让谢兰觉得，自己的人生背负着一种巨大的责任。 她怕，怕万一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健康，哪怕医生说她父母的情况不会遗传，她心里的那个疙瘩也解不开。 她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没在一个“正常”家庭里长大，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孩子，怕给不了孩子一个圆满的童年。 再加上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性，不想因为生孩子影响事业，所以，“丁克”就成了她当时能想到的，对自己、对婚姻最负责任的选择。 要说师小红这个丈夫，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他听完谢兰心里的这些恐惧和挣扎，二话没说，点头答应。 这还不算，为了能真正走进妻子的世界，他一个大男人，跑去专门学了手语，就为了能和岳父岳母顺畅地“聊天”。 谢兰在外拍戏，他就留在家里，一边应付着自己父母那边抱孙子的催促，一边默默照顾着谢兰的父母。 这份爱，不是嘴上说说，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是填补谢兰内心那个无声空洞的暖流。 就这样，两个人安安稳稳地过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师小红的爱像温水一样，慢慢融化了谢兰心底那块最硬的冰。 她开始发现，自己当年那些恐惧，好像在丈夫的包容里，一点点消失了。 看着身边的朋友都当了爹妈，聊着孩子那些好气又好笑的日常，她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触动了。 也许是她终于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爱，也值得被爱；也许是到了某个年纪，对生命的延续有了新的渴望。 于是在38岁那年，谢兰变了，她主动找到了师小红，说出了那个十一年前被自己亲手否决的想法：“我们，还是要个孩子吧。” 当年的“不要”，是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如今的“想要”，是源于爱与和解。 这不是对承诺的背叛，而是一个女人在完成了自我疗愈之后，生命走向了下一个更完整的阶段，一年后，39岁的谢兰，作为高龄产妇，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蛋蛋”。 孩子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她几乎放下了所有的幕前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甚至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一度带着家人搬到了美国生活。 从坚决不要到渴望拥有，这中间的每一步，都是她对“家”和“爱”的理解在不断加深。 她的人生选择，恰恰说明了，真正的强大，不是嘴上说得有多硬，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全部真相和内心的所有恐惧后，依然选择去爱，去创造，去体验。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