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32岁男子是个程序员，周末时，男子告诉妻子有点不舒服，想到客厅坐着“顺便处理一下工作”，换裤子时他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电梯里，男子倒在妻子肩上抽搐。邻居们接力心肺复苏时，男子口袋里的手机震动，工作群正将他拉入新的技术讨论。下午一点，抢救室宣告临床死亡。8小时后，男子的微信弹出一条未读消息：“周一一早有急任务，这个今天必须改完。”案发前，工作日的夜晚，男子常常十点后才到家。而身为经理，男子说“要陪兄弟们一起扛”。体检曾显示他心脏正常，最终死因是突发心跳骤停。公司已为他申请工伤，结果仍有争议。 据悉，高广辉大学就读某软件学院软件相关专业，期间勤工俭学以缓解经济压力。 毕业后，高广辉执着于技术，如愿加入心仪的公司，从基层程序员做起，凭借努力在28岁那年晋升为部门经理。 在高广辉的世界里，代码、项目、客户、团队管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工位上三块并排的屏幕、常备的行军床和拖鞋，无声地诉说着工作的日常。 妻子的手机聊天记录里，存满了深夜的牵挂与等待：“还没回来吗？”“该回家了……” 而高广辉的回复，常常是“解完这个bug就回去”、“有个突发情况，要支援一下”、“马上到家，飞奔而来”…… 这些回复发送的时间，往往在晚上9点、10点，甚至凌晨一两点。 根据高广辉居住小区电梯厅的监控记录，在猝死前的一周工作日，他最早到家的时间是晚上9点38分，最晚是10点47分。 而在整个11月的工作日里，高广辉有直到深夜11点58分才踏入家门的记录。 周末，对高广辉而言也并非绝对的休息日，其曾向妻子解释：“作为管理者，要跟大家一起。你难道希望你一个人周末加班，你领导在家吃香喝辣吗？” 2024年元旦晚上，高广辉是在家中加班度过的。 一次，公司人事关心他是否需要休假，他回复：“暂时不用了，目前业务压力比较大……我要跟兄弟们一起扛。” 他的工作内容繁杂，既要撰写代码，又要进行项目管理、人员协调、客户售后支持，甚至承担部分销售职责。 2025年11月29日是星期六，对于高广辉及其部门而言，这一天似乎并不轻松。 根据其妻子李女士（化名）的回忆，前一天晚上，高广辉就曾提及“第二天有工作任务”。企业微信的共享文档记录显示，周五下午5点多，他还在修订一份部门任务文档，该文档中有四项任务的截止日期被标注为11月29日（周六）。 周六早晨，高广辉起得很早，他对妻子说感觉不太舒服，想到客厅坐一会儿，顺便处理一下工作。 妻子随后回房休息。 不久后，高广辉瘫坐在地上，告诉妻子，自己刚才好像晕倒了，现在站不起来，并且出现了尿失禁的情况。 李女士决定立刻送他去医院。 此时，高广辉虽然虚弱，但意识尚存，还能自己更换裤子、穿鞋，甚至让妻子“把电脑带上”。 然而，病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在前往地下车库的电梯内，高广辉突然说“好像要晕了”，随即倒在妻子身上并发生抽搐。 幸得同乘邻居相助，紧急拨打120，并接力进行心肺复苏，直至救护车于上午9点14分左右抵达现场。 高广辉被迅速转送至医院，医院进行了积极抢救，最终被宣告临床死亡。 在抢救期间及之后，高广辉的微信被拉入了一个新的工作技术群。 约半小时后，11点15分，该群里就有成员艾特高广辉，请求帮忙处理一个订单。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高广辉被宣告死亡大约8小时后，他的私人微信又收到了一条来自同事的私信：“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下。” 此外，浏览器记录显示，事发当天，高广辉的手机曾至少5次访问过公司的OA系统，虽然具体访问时间点未能显示。 高广辉的妻子李女士认为，丈夫的猝死与长期高强度、高压力工作以及事发当日的工作任务存在直接关联，属于“在工作时突发疾病后去世”。 基于这一认识，高广辉生前所在的公司已向人社局正式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目前，人社局已经依法受理了该申请，尚未作出最终结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本案中，高广辉周六有明确、紧迫的部门任务，其早起准备处理工作并携带电脑的行为，表明其家中的工作区域在当时情境下已构成履行特定职责的“工作岗位”延伸。 同时，休息日因明确工作任务而转化为“因工作所需的时间”，任务紧迫性、其事前知晓及实际准备行为，使其发病时段与工作状态存在高度连续性，可能被认定为视同工作期间。 关键是，现有证据反映，高广辉晕倒时正处于工作履职。 所以，本案能否认定为视同工伤，取决于人社局是否采信高广辉“在发病时点已处于履行岗位职责状态”的主张。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