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我们大队有一个国民党员，他虽说没戴坏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老人姓陈，叫陈敬之，听说年轻时在国民党部队里做过军医，解放后没跟着走，留在了村里种地。那时候“阶级成分”是天大的事，就算没被定成坏分子，“国民党”这三个字也足够让他抬不起头。生产队里分活儿，他永远挑到最累最脏的——夏天顶着毒日头挖河渠，冬天踩着冰碴子积肥，工分却比别人少两分，理由是“思想觉悟有待考察”。 陈敬之住村东头的破瓦房，独门独户，院墙塌了半截也没人敢帮他修。孩子们见了他就喊“国民党”，扔石头土块，他从不还手，只是低着头往家走，背影佝偻得像棵被霜打了的老玉米。我爷说，陈敬之医术其实很高明，解放前在部队里救过不少人，可那年代谁敢找他看病？大队的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只学过四个月速成班，遇到头疼脑热还行，真摊上急症就没辙了。 1971年夏天，村里闹疟疾，我小叔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抽搐，嘴唇青紫。赤脚医生来了，灌了几副草药没见好转，眼看着人越来越虚弱。我奶急得直哭，跪在地上给医生磕头，对方却摇着头说，没辙，实在不行只能抬去公社卫生院，可几十里山路，小叔这身子骨未必能撑到。就在这时，陈敬之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手里攥着一把晒干的青蒿，声音沙哑地说：“试试这个，熬水喝，兴许能退烧。” 我爷当时就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安的什么心？我家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饶不了你！”陈敬之没辩解，只是把青蒿往地上一放，转身就要走。我奶拉住他，抹着眼泪说：“陈大夫，求你救救孩子，要是真有问题，我绝不怪你。”他停下脚步，蹲在炕边给小叔号脉，又掀开眼皮看了看，然后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里面是研碎的白色粉末。“这是奎宁粉，我自己留的，分三次吃，间隔四个时辰，配合青蒿水。”他叮嘱完，又从院里井里打了凉水，用毛巾给小叔擦额头降温，一直守到后半夜，小叔的烧才慢慢退下去。 这事过后，村里对陈敬之的态度悄悄变了些，但没人敢明着跟他来往。有次生产队的牛下崽难产，兽医来了也束手无策，队长急得直跺脚，最后还是我爷偷偷跑去叫了陈敬之。他来了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动手，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小牛犊终于生了下来，母子平安。队长想给他多记两分，他却摆手拒绝：“我只是做了该做的，工分按规矩来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陈敬之的奎宁粉是当年部队留下的，他一直舍不得用，平时自己头疼脑热，就靠针灸和草药硬扛。他从不跟人提过去的事，只在没人的时候，坐在门槛上翻看一本泛黄的医书，书的扉页上写着“医者仁心”四个字。那时候农村缺医少药是普遍情况，全国九成人口在农村，可县以下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只占10%，像陈敬之这样有真本事的医生，却因为历史身份被埋没。 1979年春天，村里来了工作组，带来了中央的文件，说要给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为过去受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工作组找陈敬之谈话，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他想了半天，只说想给村里办个卫生所，教年轻人学点医术。没过多久，大队把废弃的仓库收拾出来，陈敬之的卫生所就开起来了。他免费教村里的年轻人认草药、学针灸，还把自己珍藏的医书拿出来共享。 再后来，陈敬之被公社卫生院聘为医师，专门负责疑难病症。他看病从不收钱，只收些自家种的粮食蔬菜，有人给他送礼品，他一律婉拒。他常说，医生的本分是救人，不是图回报。晚年的陈敬之过得很安稳，村里人选他当人大代表，说他是真正的好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由过去的身份决定的，而是由他做过的事、怀过的心决定的。历史不会永远埋没善良与才华，那些坚守本心的人，终究会被时代温柔以待。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