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美国有枪也没啥用啊！有个博主抱怨，虽然自己在美国买了很多枪，但遇到抢劫时根本不敢掏出来，因为一旦掏枪自卫，就必须把弹夹里的子弹打光，确保对方被打死。要是没打死对方，那就得打一辈子的官司，还得一辈子养着人家。 比方说在1984年12月22日，纽约地铁2号线上，一名瘦弱的电子工程师掏出手枪，向四名索要5美元的青年连续射击。 而这场仅仅持续几秒钟的枪击，却引发了美国关于自卫界限的持久争论。 这一刻，不仅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也永远改写了美国自卫法的解读方式。 其实戈茨的案件之所以能引发全国关注，与他之前的遭遇密不可分。 在1981年，他在地铁站遭遇抢劫并受伤，但司法系统的处理让他深感失望。 而这种个人受害经历成为他后来行为的心理基础。 在申请合法持枪被拒后，戈茨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一把.38口径转轮手枪。 而他像许多纽约市民一样，生活在对暴力的恐惧中。 要知道当时的纽约市，仅地铁系统每天就发生38起刑事案件，民众不安全感极强。 这种普遍存在的恐惧，解释了为什么枪击案发生后，许多市民将戈茨视为“地铁义警”，甚至纽约市长也公开称赞他的行为。 其实戈茨案审判的核心争议在于：他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过度暴力？ 而这个问题触及了美国法律体系中一个关键概念，“合理恐惧”。 案件的转折点在于第五枪。 当戈茨对已无还手之力的卡贝补射时，他的行为从“制止侵害”滑向了“蓄意致残”。 这种过度暴力成为检察官指控其谋杀未遂的关键证据。 尽管刑事审判中戈茨仅因非法持枪罪被判短期监禁，但真正的惩罚来自民事诉讼。 在1996年，陪审团判决戈茨向瘫痪的卡贝赔偿4300万美元。 而这一判决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法律现实：在美国，即使刑事审判认定自卫成立，开枪者仍可能面临民事索赔。 正是这种“双重危险”使得许多拥枪者在实际冲突中对使用枪支持谨慎态度。 戈茨案的民事判决确立了一个先例：自卫权不是暴力免责牌，使用武力者需为后果承担长期责任。 而戈茨案的深远影响超越了美国主流社会，特别对在美华人群体产生了警示作用。 这随着针对华人的暴力犯罪增加，一些华人考虑拥枪自保。 然而，戈茨的案例表明，拥有枪支只是开始，真正复杂的是使用后的法律后果。 正如专家指出的，“拥有枪容易，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即便进行过简单的靶场射击训练课程，但训练的时候开枪和真实场景开枪，真的是两回事”。 华人律师莫虎对此警告道：“多数情况下，劫匪会选择在受害人防御能力很低时作案，受害者鲜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拔枪射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枪支可能反被凶手控制，成为对准自己的武器。 戈茨案引发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何时自卫才算过度？ 美国不同州对此有不同标准，一些州实行“不退让法”，允许公民在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而不必先撤退。 然而，正如李昌钰博士指出的：“即使有充分理由开枪自卫，事后也很有可能面临起诉。” 他举例说明，一名经营豆腐店的华人因自卫开枪，最终在法庭上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这种法律风险使许多拥枪者陷入两难：开枪可能面临法律诉讼，不开枪则可能丧失生命。 也正如一位博主所言，“一旦掏枪自卫，就必须把弹夹里的子弹打光，确保对方被打死。要是没打死对方，那就得打一辈子的官司。” 戈茨案迫使美国社会反思其枪支文化。 根据数据显示，美国是全世界私人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民间枪支数量已超过人口数。 而这种枪支泛滥直接导致美国成为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仅2018年，美国就发生涉枪案件57103起，导致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 还有更令人担忧的是，涉枪伤害已成为导致美国未成年人死亡的主要因素。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戈茨案提醒我们，个人持枪自卫并非解决社会暴力问题的良方。 正如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报告所指出的，“枪支泛滥必然带来枪支暴力”，而“私人普遍拥枪同枪支暴力有直接关系”。 三十多年过去了，戈茨仍在为那五秒钟的决定付出代价。 而美国社会，依旧在个人自卫权与公共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如今，每当有华人考虑购枪自卫时，有识之士总会提醒：枪支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开启更复杂问题的钥匙。 其实真正的安全，不在于手中握有多少武器，而在于生活在一個暴力得到有效遏制的社会中。 戈茨案的价值，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自卫权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越过这条边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 它提醒每个拥枪者：枪声响起容易，但枪声后的回响，可能会持续一辈子。 主要信源：（在纽约地铁最大规模的枪击案中,有些人没有急着逃离,开始了拯救——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