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沦陷后，两名帮日军“办事”的女人留下了这张耻辱的照片。镜头下，两位女子面色圆润，身强体壮，面带微笑坐在板凳上，她们的手臂贴着狗皮膏药袖章，身后还站着几名拿着刺刀的日军。 随军记者蹲在地上调整镜头角度。 日军小队长朝那两名女子抬了抬下巴。 两名女子立刻挺直腰板，脸上的笑容又加深了几分。 身后的日军士兵齐刷刷握紧了刺刀，刀尖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光。 快门按下的瞬间，这张照片被永久定格。 没人知道记者按下快门时，广州街头正飘着烧焦的味道。 1938年9月，日军大本营敲定攻占广州的作战计划。 目标很明确，切断华南地区的国际补给线。 10月12日凌晨，日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舰艇悄悄靠近大亚湾。 守军部队毫无防备，日军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就成功登陆。 登陆后的日军兵分三路，朝着广州城区快速推进。 10月16日，惠阳陷落。 10月19日，博罗失守。 10月21日下午，日军先头部队开进广州。 这座华南重镇，从日军登陆到全城沦陷，只用了十天时间。 日军进城后，烧杀抢掠的暴行随处可见。 商铺被砸烂，房屋被烧毁，来不及逃跑的民众倒在血泊里。 可没过多久，街头就出现了打着“维持秩序”旗号的人。 1938年12月10日，伪广东省治安维持会挂牌成立。 彭东原当了会长，吕春荣做了副会长。 这个伪政权就是日军的傀儡，专门帮着侵略者统治广州百姓。 维持会下面设了多个部门，其中就有妇女会。 那两名女子就是妇女会的骨干成员。 她们每天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戴上印着日本国旗的袖章。 拿着日军印好的传单，站在街头巷尾宣讲。 说什么日军是来“维护东亚和平”的，劝大家不要抵抗。 她们还挨家挨户上门，帮日军征集粮食和壮丁。 谁家藏了抗日人士的消息，她们都会第一时间报告给日军。 靠着这些勾当，她们不用像普通百姓那样忍饥挨饿。 每天有白面馒头吃，有干净衣服穿，脸色自然比旁人红润。 日军觉得这是很好的宣传素材，特意安排了那场拍照。 就是想对外展示，广州百姓已经“归顺”，局势一片“安稳”。 和她们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军民的抵抗。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时间组织抗日武装。 东江纵队、珠江纵队这些队伍，很快就在敌后扎下根。 他们摸黑偷袭日军据点，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把侵略者搅得不得安宁。 国民党军队也没闲着，在粤北地区组织了两次大规模阻击战。 硬是把日军北进的势头拦了下来。 张发奎、薛岳这些粤系将领，带着部队在各个战场和日军死磕。 那些日子里，广州百姓偷偷给抗日队伍送粮食、传情报。 看着那两名女子在街头宣讲的样子，大家都往地上吐唾沫。 1939年3月，那两名女子又坐上了日军的汽车。 她们戴着同样的袖章，帮日军在城郊领路。 这个画面又被记者拍了下来，成了她们卖国求荣的又一个铁证。 日子一天天过，日军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伪维持会的人跟着作威作福，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苦。 日军把工厂的机器拆走，把粮食运往前线。 还在学校里推行奴化教育，逼着孩子们学日语，唱日本歌。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广州，全城百姓都涌上街头欢呼。 9月16日，广东地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 田中久一代表日军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抗战胜利了，清算汉奸和战犯的工作也跟着展开。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军事法庭。 专门审理那些帮日军作恶的人和犯下战争罪行的日军官兵。 从1946年2月到1947年12月，法庭一共审理了两百多起战犯案件。 三十多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死刑。 华南日军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因为手上沾满了中国百姓的鲜血，被押到流花桥刑场执行枪决。 那两名女子的名字，也被列在了汉奸清查名单上。 法庭调阅了大量证据，她们帮日军宣讲、征粮、搜集情报的事，桩桩件件都有记录。 最终，两人被依法判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那些曾经投靠日军的伪政权成员，下场大多和她们一样。 要么被处决，要么被关进监狱，没有一个能逃脱惩罚。 华南抗日纵队在受降期间，接收了一千六百多名日伪军。 收复了一大批被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乡村。 广州街头挂起了庆祝胜利的标语，百姓敲锣打鼓，迎接抗日队伍入城。 那张记录着两名女子丑态的照片，被保存了下来。 它没有成为日军想要的“日华亲善”宣传品。 反而成了侵略者的罪证，成了汉奸卖国求荣的耻辱印记。 它静静躺在历史档案里，见证着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 参考信息：《1938年广州沦陷与伪政权罪行档案》·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2018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