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6日，周总理抵达匈牙利，这趟"不在计划中"的访问，只有短短一天。但匈牙利驻华代办沙尔恳切地说过一句话："周总理即使只逗留一天，对匈牙利也是很大的支持。" 事件过去不到三个月，大动乱虽已基本结束，但余波未息，群众情绪动荡，干部信心不足。这位来自东方的调解人，究竟如何在苏联与东欧的夹缝中左右逢源？他又为何敢于当面批评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发巨大震荡。 毛主席对此有一句经典评价："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也捅了篓子。"6月波兰波兹南爆发工人罢工，工人打出"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喊出"俄国佬滚回去"的口号。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学生推倒斯大林铜像，十万人涌向议会大厦。苏军坦克开进城市，匈牙利宣布退出华沙条约。整个东欧，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独特的"调解者"角色。10月19日苏联通报情况时，苏军已对华沙形成包围态势——但苏方没有告知中国这一关键信息。 21日晚扩大会议紧急决定派刘少奇、邓公飞赴莫斯科，任务只有一个：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10月27日深夜2时，毛主席、周总理紧急会见波兰大使，谈话持续3小时。中国的支持极大鼓舞了波兰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天专门致信感谢中国同志。 周总理的调解智慧体现在两个层面。对苏联，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赫鲁晓夫："维护兄弟党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 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赫鲁晓夫起初恼羞成怒、极力狡辩，但最终苏联接受了中国的建议，于10月30日发表宣言对自身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随即响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被明确用于规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匈牙利，周总理则展现出灵活务实的一面，当即承诺提供2亿卢布贷款，其中1亿卢布是急需的自由外汇。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清醒地区分了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的不同性质。毛主席在约一年时间里提及"匈牙利事件"30次、"波兰事件"仅8次。 12月初他致电正在波兰访问的周总理，明确指示："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波兰十月事件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个问题，也请你同波兰同志谈一下。" 这种精准的政治判断，使中国在复杂局势中始终保持主动。周总理在发回国内的总结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方面的失误，并将之上升为思想问题：苏共领导同志"常把苏共的利益同兄弟党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社会主义利益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