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金庸设家宴款待聂卫平。保姆上了15只大闸蟹，聂卫平狼吞虎咽吃了13只。不料，聂卫平走后，金庸脸色一变，立马开除了保姆。 1983年深秋的香港，太平山道的风带着海的潮气，卷过金庸宅邸院里那棵老榕树。客厅里暖黄的灯光下，31岁的聂卫平正把第十三只大闸蟹的蟹壳掰开来，橙红的蟹黄裹着白瓷小勺，呼噜一下滑进嘴里。他面前的骨碟里，蟹壳已经堆成了小小的山，虾眼状的蟹脐、锯齿般的蟹腿，像刚打完一场硬仗的战场。 “小聂，慢些吃，锅里还温着姜茶。”金庸坐在对面，手里捏着只没动过的蟹，指尖轻轻敲着蟹背。他刚过完六十岁生日，鬓角染了霜，笑起来眼角的纹路里盛着温和。桌上的白瓷盘里还剩两只蟹，青灰色的壳透着油光，是保姆阿珍一早去上环水产市场挑的，每只都有巴掌大，捆蟹的红绳还留着海水的腥气。 聂卫平含着蟹肉，含糊不清地应着：“查先生，您这蟹太地道了，比内地的肥多了！”他刚在广州围棋赛上拿了冠军，金庸特意邀他来香港小住，说是“以棋会友”，实则早把他当成了忘年交。春天在广州初见时，聂卫平还带着点拘谨，见金庸捧着棋盘追着他问“星位定式”，才发现这位武侠宗师对围棋的痴迷不输写小说，一来二去，竟以“师徒”相称。 阿珍端着姜茶进来时，脚步放得很轻。她在查家做了十三年，从金庸写《鹿鼎记》时就在，看着他的孩子们长大，知道先生最讲究待客的分寸——菜要够，却不能多到显铺张；味要鲜，却不能抢了主客聊天的风头。此刻见聂卫平吃得酣畅，她嘴角也带了点笑意，轻声说：“先生，聂先生，不够我再蒸两只。” 金庸摆摆手：“够了够了，小聂爱吃，下次再请他来。” 聂卫平这才放下蟹钳，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不好意思地笑：“查先生，我这吃相，跟您书里的洪七公似的。” “好啊，”金庸眼睛一亮，“洪七公贪吃，却有侠气。你棋风凌厉，像极了我笔下的乔峰，不拘小节，却有大格局。” 两人聊起围棋，从定式谈到大局观，聂卫平说起内地棋坛的新人，金庸就讲武侠里的“侠道”，说“棋如人生，落子无悔才是真英雄”。窗外的夜色浓了，聂卫平起身告辞，金庸送他到门口，塞给他一本亲笔签名的《笑傲江湖》，扉页上写着“赠聂卫平兄，棋道即侠道”。 门刚关上，金庸脸上的笑意就淡了。他转身回客厅，看着桌上那两只没动的蟹，又瞥了眼堆成小山的蟹壳，眉头慢慢皱起来。阿珍正进来收拾，见先生神色不对，手里的抹布顿了顿：“先生，我这就打扫干净。” “阿珍，”金庸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你跟着我十三年，该知道我待客的规矩。” 阿珍的脸唰地白了。她知道先生指的是什么——早上先生吩咐“备些蟹，够吃就好”，她想着聂先生是贵客，又是北方来的，许是爱吃这口，就多买了些，想着显得主人家大方。 “先生，我……我是想让聂先生吃尽兴……” “尽兴不是铺张。”金庸打断她，指着那两只剩下的蟹，“他吃了十三只，你预备了十五只，这就过了。待客之道，在诚不在多。你这样做，倒像是嫌他吃得多，或是故意显我家阔气，这不是打他的脸，也是打我的脸。” 阿珍手里的盘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碎瓷片溅开。她跟着先生这么多年，知道他看似温和，骨子里最讲分寸，尤其痛恨铺张和虚伪。当年写《射雕英雄传》，他就常说“侠之大者，不是挥金如土，是心里有分寸”。 “先生，我错了……”阿珍的声音带着哭腔。 金庸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神色已平静下来：“你明天不用来了。工钱我让账房多算三个月，也算对得起你这十三年的情分。” 阿珍没再辩解，默默捡起地上的碎瓷片。窗外的风还在吹，老榕树的叶子沙沙响，像在替她叹气。 后来聂卫平再赴金庸的家宴，桌上的菜总是不多不少，刚够下饭。他直到多年后才从金庸的儿子口中得知保姆被辞退的缘由，愣了半晌，才明白那位武侠宗师笔下的“侠道”，原是藏在这样的细枝末节里——不是刀光剑影的豪迈，是待人接物的分寸，是心里装着的体谅与尊重。 那本《笑傲江湖》，聂卫平一直带在身边。书页里夹着的书签，是当年那顿蟹宴上用过的一根蟹腿，早已褪了色，却像枚印章，刻着棋道与侠道相交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