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张云逸的妻子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秘书建议他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但张云逸不同意，他说：“她不能离开我。” 韩碧靠在床边，两眼空洞，时而喃喃自语，时而突然站起来，想要跑出门外。张云逸一把拦住她，轻声叫着她的名字，但韩碧根本听不进去。 饭桌被掀翻，汤洒了一地，孩子吓得躲进屋角，警卫站在门外一脸为难。秘书劝他：“张将军，送去医院吧，您这样下去身体撑不住。” 张云逸没点头，也没说话，只是蹲在地上，拾起碗碟碎片。 韩碧不是普通人。抗战爆发那年，韩碧正带着儿子张远之在广州生活。1937年底，她得知张云逸被调往武汉，参与组建新四军。 那时，她没有等命令，也没有护送通知，带着年幼的张远之，坐船穿行珠江、徒步穿越荒郊，几经辗转赶到武汉。只为和丈夫见一面。结果刚团聚几天，张云逸又被派往南方战区。 韩碧不想走，却也明白不能拖后腿。她留下照顾战士家属，做饭、搬水、写公文什么都干。 后来张云逸去了皖南，韩碧带着孩子南下，途中在江西被国民党扣押。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始终没说出“张远之”三个字，只告诉他们：“我姓麦，我们是逃难的。” 她叮嘱儿子记住这个假姓，若有一天找不到父亲，就靠这个名字活下去。1941年，她终于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新四军军部，再次与张云逸会合。 那年她才三十多岁，脸上却已经刻满疲惫。 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张云逸调往华南，先是参与广西战役，又负责海南岛战役指挥。战斗最紧的时候，他常常一两个月音讯全无。 韩碧把自己安排进军区后勤组，边干活边等消息。她不读书，却硬是学会了写信和看报。她说：“我得知道现在在哪打仗，我得知道云逸在哪。” 有时她整晚睡不着，在屋外坐着，一动不动。 战争结束，张云逸被任命为华南军区副司令，调回广州。那个冬天，韩碧开始出现异样，说话颠三倒四，有时看着窗外半天不眨眼，有时一个人对着镜子大哭。 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起因是长期的精神创伤、战乱刺激和极度疲劳。 有人说她疯了，是可怜，也是拖累。有人劝张云逸，说她治不好了，让她去医院，不然影响您的生活与工作。 他在中南海托人请来上海的名医，配了药，调了膳食，还叫人给韩碧单独腾出一间光线好的屋子。他白天工作，晚上回来给她喂饭、讲战史，重复说起他们早年的事，讲到新四军成立、讲到抗战初期的合影。 有一晚，韩碧忽然开口叫了他的名字：“云逸。” 他眼眶一下就红了。 到了1956年，韩碧逐渐恢复。 后来张云逸去世，韩碧哭得失声。但她没有再发病，也没有再离开那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