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他一下将女兵扛到了炕上,谁料,女兵解开衣襟,王学文震惊:“怎么会这样……” 1937年的冬天,华北平原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能渗出血。张家口小王村的土路上,冻裂的车辙里结着冰碴,偶尔有逃难的人裹着破棉袄经过,脚步声在空旷的田埂上荡出老远,像谁在低声哭。 地主王学文揣着暖炉,站在自家院门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天上的铅灰色云团发愣。他刚给村西头的李寡妇送了半袋玉米面,回来时发现门板缝里的棉絮又被风刮掉了,露出里面的朽木。快五十的人了,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脸上的皱纹里总沾着点灰,笑起来眼睛眯成条缝,看着像个普通老农——谁能想到,他手里有两百多亩地,是村里唯一能顿顿吃上白面的人家。 “王掌柜,借个火。”路过的猎户老赵凑过来,手里的烟锅在鞋底磕了磕。王学文掏出火镰给他点上,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耳朵:“今个儿别进山了,听说鬼子在南边烧了两个村。”老赵吸了口烟,叹着气走了,留下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王学文转身往院里走,刚推开厚重的木门,脚边突然碰到个软乎乎的东西。他吓了一跳,暖炉差点掉在地上——雪地里蜷着个穿灰布军装的姑娘,看样子二十来岁,军帽歪在一边,露出冻得通红的耳朵,裤腿上沾着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姑娘?姑娘?”他蹲下去推了推,对方没反应,只有微弱的呼吸吹动了睫毛上的霜花。王学文心里“咯噔”一下,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女兵倒在自家门口,要是被鬼子撞见,全家都得遭殃。可他看着姑娘冻得发青的嘴唇,想起自己早逝的女儿——要是活着,也该这么大了。 四下瞅了瞅,田埂上没人,只有风卷着雪沫子打旋。王学文咬咬牙,蹲下身把姑娘往背上一扛。姑娘看着瘦,骨头却硌得他肩膀生疼,他踉跄着往里院走,棉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像踩在自己的心上。 把人放在东厢房的土炕上时,王学文的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刚想叫老伴来看看,那姑娘突然哼了一声,眼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那是双很亮的眼睛,像雪地里的星子,只是此刻布满了红血丝,死死盯着他。 “你是谁?”姑娘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锣,手往腰里摸,却摸了个空——那里本该有把枪。王学文赶紧摆手:“别害怕,我不是坏人,见你倒在门口,就……” 话没说完,姑娘突然挣扎着坐起来,动作快得不像个虚弱的人。她解开军装的衣襟,露出里面的粗布衬衣,手在腰间一扯,竟从衬衣里掉出个襁褓,裹着个皱巴巴的小婴儿,闭着眼睛,小嘴还在抿着,看样子刚出生没多久。 王学文惊得后退一步,暖炉“哐当”掉在地上,火星溅到棉鞋上也没察觉:“这……这怎么会……”他活了快五十年,见过逃难的、受伤的,却从没见过女兵怀里藏着个奶娃,还是在这枪林弹雨的时节。 “大叔,求您了。”姑娘突然跪了下去,军装的肘部磨出了洞,露出里面的棉絮,“这是我们连长的孩子,他牺牲前让我一定把娃送出去。我中了枪,实在走不动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嘴角溢出点血沫,“您要是怕惹麻烦,就把我交出去,别伤着孩子……” 王学文这才看见,她的左肋下渗着血,把灰布军装染成了深褐色,刚才扛她进来时,血已经蹭在了自己的棉袄上,像朵开败的花。他定了定神,弯腰把暖炉捡起来,往炕边推了推:“别胡说,进了我这门,就是我的人。” 他转身往外走,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婴儿微弱的哭声,细得像猫叫。老伴从正房探出头:“咋了这是?”王学文抹了把脸,声音有点抖:“烧水,拿点红糖,再把给二丫留的那件小棉袄找出来。” 二丫是他十年前夭折的女儿,那件棉袄是老伴连夜绣的,针脚密得像鱼鳞,一直压在箱底。老伴愣了愣,没多问,转身就去灶房。烟囱很快冒出了烟,在铅灰色的天空里,像根细细的线,牵着这乱世里一点微弱的暖。 王学文站在院里,看着东厢房的窗户纸上映出姑娘抱孩子的影子,突然觉得心里那桩难事——怕鬼子占了地、怕乡亲们活不下去的愁绪,好像淡了点。他摸了摸棉袄上的血迹,又看了看天上的雪,突然想:只要人在,娃在,这日子就总有盼头。 那天晚上,东厢房的灯亮到后半夜。姑娘给孩子喂了点红糖水,自己喝了半碗热粥,终于睡了过去。王学文和老伴坐在灶房,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响,谁都没说话。灶膛里的火噼啪响着,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像两株在寒风里紧紧靠在一起的老树。 第二天一早,王学文把姑娘的军装藏进了地窖,给她换上了老伴的粗布衣裳。那杆没了子弹的枪,被他埋在了老槐树底下,上面压了块青石板。他站在门口,看着逃难的人依旧匆匆经过,只是这次,他心里踏实了——不管外面多乱,他这院里,藏着个孩子,藏着点比土地、比粮食更金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