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刚解放，韩复榘遗孀给新政府写信：“丈夫被枪决，能不能把东绒线胡同47号还给我？这原来是我丈夫的房子。” 1949年深冬，北平某间简陋的民房里。 一张泛黄的纸被反复折叠，边缘已磨得发毛。 纸上是几行修改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墨迹深浅不一。 这是高艺珍写给新政府的求助信草稿。 直到多年后，这张草稿才被她的后人发现。 字里行间的纠结与审慎，还原了这位乱世寡妇的艰难抉择。 彼时，高艺珍带着四个儿子刚在北平落脚。 寒风从窗户缝隙钻进来，冻得小儿子缩起脖子。 她把孩子们安顿睡下，又坐回油灯下，拿起那封草稿。 “丈夫获罪枪决”几个字被圈住，又被轻轻划掉。 她重新提笔，改成“先夫已故”，笔尖在纸上顿了许久。 她怕“获罪”二字刺痛人心，更怕因此被新政府拒绝。 可转念一想，隐瞒过往或许更难被信任。 纠结再三，她还是在“先夫已故”后，补了“曾任职山东”。 这短短几字的修改，耗了她整整一个时辰。 放下笔，她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 几天前，她偶然从邻居口中得知，新政府有房产核查政策。 这才动了向政府要回东绒线胡同47号房产的念头。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无尽的顾虑包裹。 她不敢跟孩子们提起，怕让他们燃起希望又落空。 大儿子韩嗣燮精神恍惚，时常对着墙壁发呆。 那天她试探着提了一句“或许能要回一处房子”。 大儿子突然激动起来，喃喃道“回家，回济南的家”。 看着儿子失控的模样，高艺珍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她知道，孩子们对“家”的执念，比她更甚。 二儿子韩嗣燠虽年幼，却已懂得替母亲分担。 他每天清晨都会去街头捡些废品，换几个铜板。 那天傍晚，二儿子攥着皱巴巴的铜板回来。 看见母亲在修改书信，他小声问：“娘，我们能有自己的家吗？” 高艺珍摸了摸他的头，强装镇定：“娘试试，不一定成。” 她不想给孩子空头承诺，更怕希望破灭后的打击。 有一次，张婶路过她家门口，看见她在修改书信。 张婶没多问，只轻声说：“新政府讲道理，该争取的就争取。” 这句简单的鼓励，给了高艺珍一丝勇气。 她重新拿起草稿，继续修改关于房产的描述。 “东绒线胡同47号，系1935年友人所赠”。 她特意注明“友人所赠”，而非“先夫产业”。 又补充“非搜刮所得，有当年凭证可查”，生怕引起误会。 她还在草稿边缘，用小字列了几条备注。 写明南京、青岛两处房产的去向，证明此处是唯一依靠。 每一条备注，都对应着她能想到的质疑。 修改到深夜，油灯里的油所剩无几。 她终于写下结尾：“只求发还房产，供子女糊口，绝无他求。” 写完后，她把草稿读了一遍又一遍。 删掉了所有可能显得卑微的词句，只保留客观陈述。 她知道，乱世之中，唯有真诚与坦荡，才能换来信任。 第二天清晨，她把誊写工整的书信交给二儿子。 叮嘱他：“送到街角的邮政所，亲手交给工作人员。” 看着二儿子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寒风中，高艺珍的心悬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她像往常一样操持家务、照顾孩子。 可没人知道，她每天都会在门口徘徊许久。 盼着消息，又怕等来坏消息。 又过了一个多月，1950年初春的一天。 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带来了房产发还的证明。 “高女士，经核查，房产系合法所得，现正式发还给你。” 高艺珍接过证明，指尖微微颤抖，却没掉一滴眼泪。 她转身对孩子们说：“我们有家了。” 大儿子眼神渐渐清明，二儿子忍不住哭出了声。 搬进东绒线胡同47号的那天，邻居们都来帮忙。 张婶帮着收拾行李，房东送来一盆绿植。 高艺珍拿出积攒的一点钱，买了些糖果分给大家。 她把那封修改多次的草稿仔细收好，压在箱子底部。 靠着出租部分房屋的租金，家里的生活渐渐安稳。 她送二儿子、三儿子去上学，悉心照料生病的大儿子。 后来，二儿子考入军校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成为教师。 三儿子进入交通部门工作，小儿子远赴奥地利留学。 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都十分孝顺。 晚年的高艺珍，在这处宅子里安享天伦之乐。 她常会拿出那封草稿看看，想起当年的艰难抉择。 她从不跟晚辈提及韩复榘的功过，只偶尔说起乱世中的邻里善意。 她常说：“日子再难，只要守住本心、真诚待人，就总有希望。” 这处失而复得的房产，不仅给了她和孩子们安身之所。 更见证了乱世中的坚韧与温暖，成为家族传承的精神印记。 主要信源：（中新网——蒋介石处死国民党高级将领韩复榘内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