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12岁小学生自杀事件，如果家长胜诉，将会给所有教育从业者一记沉重的耳光，家长马女士状告学校和英语老师，幸好法院驳回了一审全部诉求，马女士不甘心，坚持起诉，等待这月的二审判决。 回溯到2024年的那个秋天，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在盱眙的一个家庭里彻底爆裂。六年级女生小许，那个年仅12岁的生命，选择用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强制清算”。她吞下家里老人用来救命的心脏药物，数量大到根本没给医生留任何抢救的余地。 在那张后来被无数人反复研读的遗书里，孩子把生前的痛苦账单列得清清楚楚。表面上看，这是一份关于学业压力的“负债表”：背不完的英语单词、被压缩到极致的课间休息、老师办公室里的批评。这些字眼确实扎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应试教育的残酷。 但在账单最不起眼的角落，藏着一笔致命的“坏账”。孩子写道，回到家还要面对家人的嘲笑，那个关于“胖”的字眼，成了压垮她心理防线的最后一块巨石。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这个世界的嘱托竟然是“别救我了”，这得是多大的绝望，才能让求生本能彻底停摆。 事发后，马女士做了一个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她没有在家庭内部进行反思和“资产重组”，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外部，学校和那位英语老师。在她看来，只要把责任全部打包甩给学校，自己心头那份难以面对的愧疚感就能得到对冲。 2025年10月，一审法院已经给过一次非常清醒的裁决。法官们翻阅了所有的证据链，认定学校和老师是在正常履职。布置作业、辅导功课，这是教育服务的标准交付流程，不存在违规操作。 法院的驳回，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人：不能因为有人离世，就必须有人出来无底线地买单，因果关系这本账，得算明白。 可马女士不甘心，她选择了继续上诉，硬是要在今年一月把官司打到底。 我们不妨把视角拉高，用一种“行业风控”的眼光来看看这件事。如果二审真的发生了反转，家长胜诉了，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教育行业的“熔断机制”被触发了。 一旦法院认定“老师布置作业、批评教育”与“学生在家自杀”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联，那么今后，每一位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头顶都将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教学将不再是传道授业，而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你想想看，谁还会去管学生背不背得下单词？谁还敢在学生犯错时多说一句重话？为了规避那种足以让职业生涯归零的法律风险，老师们的最佳策略将是集体性的“战略收缩”。 学校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托儿所，老师们会变成毫无灵魂的“看护员”。作业没有了，批评消失了，全是鼓励和微笑，表面上其乐融融，实际上是把教育最核心的“塑造”功能给剔除了。 这种为了安全而牺牲质量的“做空”行为，最终买单的还是孩子，他们将失去面对真实社会竞争的抗压能力，这才是最大的资产贬值。 再来看看那个已经离职的英语老师。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她其实早就成了“不良资产”的牺牲品。 哪怕法律最后还她清白，她的职业生涯也已经因为这场风波而被迫中断，心里的阴影面积恐怕这辈子都难以消除。她正常教学，最后却落得个丢饭碗、背骂名的下场，这笔账又该找谁去算？ 很多网友看得通透，评论区里的声音其实已经说明了民意。大家同情失去孩子的母亲，但绝不认同这种“碰瓷式”的维权。 家庭教育的缺失，往往才是导致悲剧的“核心毒资产”。单亲家庭生活不易，这谁都知道，但这不能成为忽视孩子心理健康的借口。当孩子在学校感到吃力时，家本该是最后的避风港，是那个能提供情绪价值、填补心理亏空的加油站。 然而在小许的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忽视，是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竟然来自最亲近的人。马女士试图通过诉讼来转移这份沉重的心理债务，这在心理学上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代偿机制，但在法律和公理面前，这种逻辑根本站不住脚。 教育从来都不是学校一方的独角戏，它是一场家校双方的合资经营。如果一方经营不善导致破产，却想让另一方全额赔付，这在商业逻辑里讲不通，在教育逻辑里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赖。 现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二审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为了给盱眙的这所学校、这位老师一个说法，更是在为中国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确权。 我们需要法律来划定那条清晰的止损线：学校有责任教书育人，但学校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包办一个孩子在所有时空下的生死祸福。如果连正常的教学管理都要被视作“高危行为”，那我们的教育体系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期待法律能保持它的刚性，不要被“谁弱谁有理”的情绪泡沫所裹挟。毕竟，我们想看到的未来，不是老师们在讲台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是一个敢管、能管、真正对孩子负责的教育环境。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2026-01-13 09:03—“不会写单词、被家人嘲笑”12岁小学生服药自杀，妈妈起诉学校和英语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