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貌似根本不搭理中国，不管中国要求申请联合国什么事情，联合国貌似都不怎么搭理中国，只有到了向中国伸手要钱的时候似乎才想起中国，那么问题来了，联合国都这么不要脸了，我们为何还要费心思在联合国常驻呢？ 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一直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在全球决策中占有关键位置。多年来，中国提出的多项倡议，如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往往在程序环节中遭遇拖延。 举例来说，中国多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结构，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这些建议在审议过程中被反复搁置，投票机制和协商节奏让进展缓慢。联合国体系依赖于成员国共识，而现有格局中，一些发达国家主导议程，导致新兴声音难以快速落地。 中国代表提交的文件在秘书处堆积，回复时间拉长，这种情况在气候变化和贸易规则讨论中反复出现。资金方面，中国已成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2023年贡献率达15.254%，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这笔钱支持了联合国预算的20%以上，包括行政开支和人道援助项目。当预算短缺时，联合国官员会主动联系中方，确保款项到位，这种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维和行动是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的重要贡献，自1989年起，中国已派出超过5万名维和人员，参与30多项任务。目前，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警察最多的国家，2024年数据显示，中国维和部队在南苏丹和马里等地执行任务，负责巡逻和基础设施保护。这些行动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包括装备和后勤支持，却在换取国际认可的同时，面临提案被淡化的现实。 中国在人权理事会提出的倡议，如强调发展权与人权的平衡，往往在西方国家主导的议程中被边缘化。程序上，提案需经多轮审查，秘书处有时以技术理由延期处理，导致实际效果有限。相比之下，当联合国面临财政压力时，中国稳定的缴款成为稳定器，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额外提供资金支持疫苗分配计划，这让联合国运转未中断。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中国通过这些贡献积累盟友，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在投票中支持中方立场，形成互惠网络。 联合国并非单一实体，而是成员国博弈的平台，中国留在其中是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外。如果退出，全球议题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将缺少中方输入，导致规则更偏向现有主导者。中国通过常驻代表团在纽约总部参与日常会议，监控议程变化，并在关键时刻行使否决权。这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中体现，中国在安理会多次呼吁和平对话，避免决议偏向一方。 资金贡献虽被视为杠杆，但也带来影响力，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目标对接，吸引更多国家合作。提案拖延问题根源于权力分布不均，联合国宪章设立的结构让常任理事国间平衡复杂，中国需通过持续参与推动渐进改革。近年来，中国增加在联合国机构的任职，如2023年多名中国专家进入技术委员会，逐步提升话语权。这种布局需要耐心，短期挫折换取长期位置。 中国在联合国的资金角色日益突出，2024年联合国常规预算达34亿美元，中国分摊额超过5亿美元，这笔资金用于秘书处薪资和全球项目运作。当美国等国拖欠会费时，中国准时缴纳成为亮点，联合国报告中多次提及中方可靠性。提案方面，中国在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2030议程，但实施中遇阻，部分发达国家以环境标准为由调整内容，导致原意被稀释。 中国代表需在走廊外交中游说盟友，积累支持票数。维和贡献上，中国工程师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修建道路和桥梁，改善当地物流，却在安理会决议中难以主导叙事。坚持常驻的逻辑在于，多边主义框架下，缺席等于让位，中国通过资金和人员投入，换取在气候大会如COP29中的发言机会。发展中国家联盟如77国集团，常与中国协调立场，反对双重标准。 联合国预算依赖主要出资国，中国崛起后，会费比例调整机制让其负担增加，但也提升地位。2025年预算讨论中，中国强调公平分担，避免小国负担过重。提案拖延案例包括中国在2020年推动的反贫困框架，被程序延误两年才部分采纳。资金需求时，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会发布声明，赞扬中国贡献，如2023年对非洲饥荒援助的额外捐款。 这种反差源于现实运作，联合国无独立财源，必须依赖成员。常驻益处在于信息获取，中国代表团实时跟踪全球动态，报告回国决策层。维和经验也反馈到国内训练，提升军队能力。中国在妇女儿童权益委员会的倡议，虽遇阻力，但通过与拉美国家合作，逐步推进。长期看，这种参与防止孤立，确保在贸易争端中利用联合国平台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