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四野资深旅长王化一，得知授少校军衔，转身对组织干事，苦笑道：“太丢脸了，请允许我转业。" 1955 年全军授衔，四野的老战士们大多怀着期待，王化一也不例外。这位从冀东抗日战场一路拼杀过来的老兵，时任嫩江军区警备第一旅旅长，可当组织干事把少校军衔的任命通知递到他手上时，他愣了半晌，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对着干事轻声说：“太丢脸了，请允许我转业。” 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了解他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枚少校肩章，实在配不上他几十年的枪林弹雨。王化一 1914 年出生在冀东滦县，19 岁就跟着李运昌参加了迁安抗日起义，子弹贴着头皮飞的日子早就习以为常。 起义失利后，他没退缩，留在冀东组织抗日救亡会，后来又拉起队伍打游击，在山地里跟日军周旋。1941 年那次战斗，他把机枪架在柿子树上，一阵扫射后，当场干掉了日军南木铁雄大佐，那会儿他才 27 岁，满头头发都熬白了，风一吹像顶着一层霜。 抗战期间，王化一在冀东八路军 13 团当副团长，这支部队是冀东的主力，光消灭的日伪军就超过五千人。他带着部队在盘山砖瓦窑遭遇日伪军伏击，沉着指挥，不仅击溃了敌人，还缴获了机枪和十几支步枪。 包森团长牺牲后，他扛起重担，带着二营开辟路南抗日根据地，队伍哪怕伤亡近七成，一个月内也能重新恢复战斗力。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团里有干部叛变，不少人跟着倒戈，唯独他的二营没一个人动摇，稳稳守住了阵地。 抗战胜利后，王化一跟着大部队闯关东，在嫩江军区组建了警备第一旅并担任旅长。那时候东北土匪横行，环境恶劣到零下四十度，他带着刚招的新兵蛋子，不少人还拿着铁锹当武器，就敢夜袭土匪窝，一次就全歼五千土匪。 为了扩军，他把煤矿工人夜班登记的法子搬到招兵现场，摆上煤油灯，三天就招了四千多人，后来齐齐哈尔又招了五千，把后勤部长愁得直犯难，枪都不够分。就是这样一支靠他一手拉扯起来的部队，在剿匪战斗中屡立奇功，他的军事才能和威望，在四野里都是公认的。 按照 1955 年的授衔标准，八路军的旅长、团长大多能评上中将、少将，就算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旅长，至少也该是上校级别。四野里跟他资历相当的将领，不少都评了中将、少将，就连当年他手下的一些干部，军衔都比他高。可王化一最后只得了个少校，这落差换谁都难以接受。 之所以授衔这么低，说起来也有几个缘由。他性子直，说话不绕弯子，首长视察时，他当面就说后勤保障跟不上，比打日军还费劲。 扩军的时候，他光顾着招人，没来得及仔细梳理人员成分，档案里就留下了 “成分复杂” 四个字。更重要的是，后来他的职务有过变动，不再担任前线旅长，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影响了最终的授衔结果。 王化一没找人说理，也没提任何额外要求，当天就把多年来获得的勋章包进包袱皮，干脆利落地办了转业手续。有人替他鸣不平，他只是摆摆手，说自己这条命早就抵押给冀东的土地了，多一颗星少一颗星无所谓。 转业后的王化一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 1962 年，长春的老战友于毅夫突然接到他的消息，他找上门来，不是为了恢复职务，而是带来一份重要情报 —— 扶余县一位中学老师，竟是当年林甸剿匪时漏网的土匪头目 “文君”。 于毅夫劝他恢复工作关系，说凭着他的资历，肯定能得到妥善安排，还能找老战友帮忙，可王化一婉言拒绝了。他留下一张自己蹲在田埂上的照片，照片里他身边插着一把铁锹，锹把上刻着 “文君” 二字，之后又一次消失在人海。 有人说他回了滦县老家种柿子，树底下埋着当年那挺立下大功的机枪；也有人说他在齐齐哈尔火车站看大门，冬天用棉帽捂着缺了一块的耳朵，没人认得出这个当年的抗日英雄。这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资深旅长，把荣誉看得轻如鸿毛，把责任扛得重如泰山。 1955 年的那次授衔，确实有不少四野将领觉得自己授衔偏低，比如纵队司令员钟伟只评了少将，参谋长刘亚楼也才是上将。但像王化一这样，从旅长直接授少校，还干脆转业的，并不多见。他的选择透着一股军人的倔强，也藏着一丝无奈。 几十年过去，再提起这段往事，人们记得的不是他的少校军衔，而是那个在冀东山地里打游击、在东北雪原上剿匪的铁血硬汉。 他用一辈子的行动证明，军人的价值从来不是靠肩章上的星数来衡量，而是藏在为国为民的付出里，刻在枪林弹雨留下的伤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