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巴中刚撤县设地,我接手通江县委书记,第一件事就是跟地委书记立军令状:三年内必须打通平驷路,1996年8月底前不通车,拿我是问。 没钱。没设备。连像样的机械都凑不齐。县财政穷得叮当响,工资都发不出。 可老百姓太实诚了。乡里吆喝一声义务修路,几万人扛着锄头扁担就上山了。塌方了挖,挖了又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那些五六十岁的区委书记、乡党委书记,头发花白,腰都直不起来,还在泥坑里抡大锤,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石头上。 我最怕去工地。兜里没几个钱,拿什么安抚人心?有一次实在没办法,带了几条烟,一包一包往农民手里塞。一路走一路发,竟然发了三千多包。那些壮汉接过烟,咧嘴笑得像孩子,说“书记你来了,我们心里有底了”。 最狠的是省里领导那次路过。车停在半山腰,看见满山遍野的人在抡锤撬石,老百姓衣服破得露肉,脚上全是血泡。那位厅长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忽然红了眼圈,当场拍板追加拨款。 后来几年,尝到甜头,又接连干了平昌、平洗、坦兰、鹿邱,一条接一条,加上四百多公里村道,全是这么抡出来的。没奇迹,也没有高招,就是全县干部天天泡在工地,跟民工睡一个帐篷,吃一锅红苕稀饭,干到天黑看不见人影才收工。 路通的那一天,我站在垭口往下看,车队第一次开上来,喇叭按得震天响。山里人站在路边,很多人哭了。我也哭了。 不是路值几个钱,是那股子人劲值钱。老百姓一旦认定你真心为他们干事,他们肯把命搭给你。现在想起来,最对不起他们的,其实是后来日子好过了,我们却再也找不回当初那股不要命的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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