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贺捷生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寻找贺龙遗骸，主席看完流泪批复。 一九七五年春天，中南海门口进来一封信，纸不厚，字不多，署名三个字让人一愣：贺捷生。 值班的随手一翻，整封信只围着一件事打转，请帮忙找到贺龙的遗骸，让这位一辈子蹚枪林弹雨的老总，死后别再像个没名没姓的孤魂。 信往里送，递到毛主席案头。 屋子里安安静静，老人家慢慢看下去，看到“遗骸无处”“多方打听”这些字眼，眼眶有点发热，重重叹了一口气，提笔批下同意重新寻找、妥善安放的意见。 旁边的人都懂，这不光是给一位元帅补个体面，也是给几十年风雨补上一堂迟到的公道课。 一九三七年八月，渭北庄里镇张家大院支起照相机，一群穿土布军装的人坐坐站站。 前排右边，脸削瘦、胡子连成一片的是贺龙；后排挤着一串以后写进课本的名字。前排左边的小凳上，挤着个锅盖头小孩，穿着小号长袍马褂，眼神有点懵，那就是多年以后写信的贺捷生。 庄里在地图上不起眼，不过是富平的一个镇，附近有唐代帝陵，镇里有立诚中学，平时也就是读书声、集市声。 局势一拧，它忽然成了红二方面军的落脚点。 队伍从三边、环县一路南下，经庆阳、旬邑、淳化赶到富平、三原，脚底板刚从雪山草地上挪下来，就被摆在这里布防。总指挥部安在张家大院，石川河两岸都是灰军装，一头庄里，一头觅子镇，像两只手死死扣住延安到西安的要道。 那会儿仗说打就能打。 国民党里有人调兵，要来“讨伐”东北军、西北军。 红二方面军一头扎进黄土坡，挖战壕、修工事，谁都知道真打起来是要见血的。民意不肯，人心要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话传开，内战硬是压了下去，枪口被推向东北来的侵略者。 庄里镇的老百姓在街口看热闹，看着看着，心里也有了杆秤。 红军住进庄里，小镇跟着变样。 孩子成串儿跟在灰军装后面跑，鸡狗都懒得叫。学校照常上课，只是课桌上多了几份报纸，黑板上多了几句标语。田地照常要种，田埂边多了几条步枪。 部队派工作队上街刷大字，在戏台上唱文明戏，晚上同地方抗日组织凑在一起，摆棋盘、抬板胡，边玩边讲为什么得去打日本人。 人爱笑着说自己是庄里人，一半是谦虚，一半是骄傲。 红二方面军一来，家家掀锅揭盖，能端啥端啥，送水送米不觉得吃亏，镇里一声招呼，没几天就给部队凑出几万斤军粮。 和平影子刚落下来，队伍里也起了点别的心思。 有人打听到老家不再把亲戚当“匪属”，说回去不会杀头，心就飞回田埂和热炕头，有的干脆悄悄离队。也有人觉得自己从雪山草地扛到渭北，捡回来一条命，该享点福气，有人攒大洋去城里镶颗金牙，有人照本地规矩风风光光娶个媳妇。 街上锣鼓一响，参谋长骑马冲进人堆想拦，硬是被一句“人生大事”堵了回去。 这些小算盘，在军纪上扎眼。 贺龙在干部会上拍着桌子，说这帮人刚离开枪声几天，就开始打歪主意。 点名要处分镶金牙的，觉得从草地上熬过来的，怎么一到平地就往回滑。 会后，部队收紧训练，白天投弹、刺杀、射击，晚上学政治、学理论。石川河滩上又响起喊杀声，列队时高唱“不当亡国奴”“武装上前线”，那根差点松掉的弦一点点绷紧。 局势没留空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那边响起枪声，全国抗战铺开。 中共中央军委下令，红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合成第一二〇师。 帽子要换，番号要换，政委编制压下去，国民党那边怕养虎为患，只肯给四五万人的员额，还要掐着指头发军饷，许多原来的军长、师长，只能戴上旅长、团长的新肩章。 对不少战士来说，最难咽的不是官阶，而是帽徽。 八角帽上的红五角星要换成青天白日，有人眼圈当场红了，说戴着这玩意儿怎么见老百姓，仗是不是白打了。有人冲着贺龙发问，红军改名还算不算红军。 贺龙承认自己也别扭，话头一拐，还是那句老理，名改心不改，为了不当亡国奴，这一步得迈过去，外头什么颜色，心里那点红不能丢。 九月二日，石川河边荒滩刮着风。 一二〇师在这里开改编加出征誓师大会。 朱德从延安赶来，讲民族生死，也讲红军为什么非改不可，说番号变了，心不变，照样在共产党指挥下打这一仗。 贺龙接着说，自己过去穿过国民党的军装，后来脱掉才和大家一起穿上红军服，如今为了抗日，愿意第一个戴上新帽徽。 话不算好听，骨头却硬，底下的兵听懂了，掌声一阵接一阵。 第二天，一二〇师八千二百二十七个人，从庄里、觅子一线出发，翻过河谷，东渡黄河，上山西前线去了。 一九七五年的那封信，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从这座院子里走出来的。 信纸上没写庄里两个字，字缝里却藏着庄里的味道，有石川河滩上的喊杀声，有张家大院那张老照片，有镇上百姓掀锅端饭的身影，还有那支从这里出发、后来散落在各个战场上的队伍。 毛主席看完信眼眶湿润，不光是为一个蒙冤多年的老战友，也是为那支穷人的队伍，为那些从庄里走出去、连骨灰都找不全的名字，轻轻应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