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广东省梅县判处了叶剑英元帅的好友、原国民党起义少将、抗日将领叶干武死刑，随即叶干武被执行死刑。 叶干武出生于1901年的广东梅县，一个典型的客家家庭。那时，梅县的教育资源有限，但他进入东山中学求学，结识了年长四岁的叶剑英。两人因同乡身份，建立起深厚联系，叶剑英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他诸多指导。叶剑英投身革命后，叶干武最初选择在梅县担任教师，收入微薄，无法满足个人追求。他转而前往汕头从事商业活动，试图开拓新路。期间，他再次遇到已成为广东军中要员的叶剑英，受其影响，叶干武放弃经商，决定从军。这段经历反映出当时许多青年在乱世中寻找出路的现实困境，许多人从教育或商业转向军旅，以求更大发展空间。 1924年，叶干武经叶剑英推荐，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这所军校汇集了国共两党众多军事人才，他通过系统训练，毕业后加入广东军队，逐步升任营长。军校生活强调纪律和实战技能，他参与各项军事演练，提升了指挥能力。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时，叶剑英加入共产党，叶干武则选择留在国民党一方，跟随蒋介石。这次选择导致两人路径分歧，但早期友情基础仍存。叶干武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服务，积累经验。那时代，许多黄埔毕业生面临政治抉择，个人关系往往影响职业轨迹，叶干武的决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吸引力。 1930年，叶干武率部与红军作战，在龙冈战役中被俘。红军考虑其军衔较低，并知晓他与叶剑英的关联，经教育后释放他。这次被俘经历让他对国共内战产生思考，但他未立即改变立场。释放后，他辞去军职，返回梅县担任畲江中学校长，负责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他组织学生日常活动，注重基础教育。那时期，许多军人厌倦战乱，转向教育领域寻求稳定，叶干武的举动体现了个人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显示出教育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叶干武无法继续闲居。他重新加入国民党军队，先在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担任上校，后升为少将，主管军法部门。他负责新兵训练和纪律维持，制定相关规章，确保部队秩序。抗日战争期间，他未直接上前线，但通过后方工作，支持前线作战。许多国民党军官在这一阶段专注于训练和后勤，叶干武的贡献在于维护军纪，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对战局结束感到欣慰，但内战很快重启，这让他对未来产生疑虑。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叶干武对持续冲突感到疲惫，申请退役。他短暂脱离军界，但1947年，黄埔旧友李铁军邀请他前往甘肃担任少将顾问。他接受邀请，负责部队监察和咨询工作。在甘肃期间，他处理日常军务，监督部队运作。那时，许多国民党军官在西北地区任职，叶干武的角色涉及行政协调，同时他开始观察解放军动向，逐渐动摇原有立场。这段时期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士气低落，许多人开始考虑其他出路。 1949年，解放军推进至兰州附近，叶干武判断国民党败局已定。他主动联系解放军，率部投诚。解放军接受他的起义，考虑安排政治职位，但他谢绝，表示只愿返回梅县务农。解放军提供路费，他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他在田间劳作，过上普通农民生活。那年，许多国民党军官选择起义，叶干武的决定体现了个人对和平的追求，同时也显示出解放军对起义人员的宽待政策在实践中的应用。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针对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员。叶干武虽已起义，但其国民党少将身份成为审查对象。梅县地方干部在运动中逮捕他，认定为反革命罪名。逮捕过程迅速，他被带走审讯。审讯中，干部询问其国民党经历，他陈述起义事实，但未获采纳。审判在梅县法庭举行，法官根据材料宣判死刑。判决后，他被押往郊外执行。执行时，枪声响起，他的生命结束。叶剑英当时在北京任职，对此事不知情，无法干预。这事件体现了镇反运动在地方执行中的扩大化倾向，许多起义人员因历史背景遭受打击。 镇反运动中，叶干武的案件并非孤例。许多原国民党军官在起义后被捕，原因往往是地方干部急于完成任务，未深入调查。叶干武的起义记录本应作为免责依据，但运动氛围下被忽略。他的死反映出当时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新政权巩固过程中，对旧势力人员的清理有时超出必要范围。历史资料显示，类似案件在广东等地多发，涉及多名起义将领。 叶干武死后，他的家人承受反革命家属身份，生活受到限制。他们在日常劳作中面对社会压力，子女教育和就业机会受影响。家庭依赖农业维持生计，经济条件艰难。那时期，许多类似家庭在地方社区中被孤立，叶干武家属的经历体现了政治标签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时间推移，政治环境逐步变化，冤案开始得到关注。 1980年，梅县法院重新审查叶干武案件。调查人员核实其1949年起义事实，查阅相关档案，确认他之后无危害行为。法院宣告原判决错误，属于镇反扩大化结果。平反决定下达，认定叶干武为爱国人士，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力。他的名誉恢复，家属摘除反革命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