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有人告诉戴笠，说李时雨是共产党，戴笠摇了摇头，说：“李时雨是我信任的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你们冤枉他了！” 其实那时候军统内部其实有人早就盯着李时雨了，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翰，给戴笠发了封密电，言之凿凿地说李时雨有共党嫌疑，请求立即逮捕。 按理说，接到这种举报，戴笠的常规操作是先把人抓起来打一顿再说。可戴笠怎么回的？他回电说：“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不可逮捕也。” 大家伙儿琢磨琢磨，“我很了解”这四个字从戴笠嘴里说出来，有多讽刺？ 李时雨能做到这一步，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对人性的极致拿捏。 李时雨有个绝活，叫“灯下黑”。抗战胜利后，李时雨是顶着“大汉奸”的帽子被军统收编的。当时大家都忙着接收地盘、抢金条，李时雨却表现得特别“清流”。他在汪伪政权当过大官，手里掌握着不少汉奸的黑料和藏身地。 当戴笠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上海，急需肃清汉奸立威的时候，李时雨主动把自己掌握的汉奸名单和住址交了上去。这一手“投名状”太漂亮了，直接帮戴笠解决了个大麻烦。在戴笠眼里，这年轻人懂事、能干，还是个“反正”过来的功臣，心里那道防线自然就卸下来了。 更绝的是，当有人怀疑他时，李时雨不辩解，反而表现出一种“受了委屈的忠臣”姿态。他越是表现得理直气壮，戴笠就越觉得是手底下人在搞内斗，是在嫉贤妒能。 这就是心理战，李时雨赌赢了。 李时雨的传奇，不仅在于他能在军统混成少将，更在于他早年间那神一般的操作。他是学法律出身的，正儿八经的法学院高材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入了党。组织上看他学历高、形象好，就让他去干地下工作。这一干，就干出个“民国版无间道”。 他在天津当高等法院检察官的时候，干过一件特别惊心动魄的事儿——“合法”劫狱。 当时我党有位叫冯骥的同志被捕了，情况万分危急。按照常规剧本，这时候得组织突击队劫狱，或者花重金贿赂。但李时雨没这么干，他用了最斯文也最狠的一招：毁尸灭迹，还得让敌人无话可说。 他利用自己书记官长的身份，趁着管档案的人不注意，把冯骥的全部案卷偷出来，带回家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过几天，他故意去找那个管档案的书记官要卷宗。那书记官找不到啊，吓得脸都白了。这时候李时雨慢悠悠地来了句神助攻：“前几天法院不是被日本飞机轰炸过吗？会不会是那时候烧没了？” 那书记官正愁没法交差呢，一听这话，立马顺坡下驴：“对对对，就是被炸没了！” 没了卷宗，就没了物证。李时雨再去监狱里给冯骥通气，让他咬死不承认。最后开庭的时候，查无实据，只能无罪释放。 大家看看，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行云流水。既救了同志，又保全了自己，甚至连那丢卷宗的倒霉同事都得对他感恩戴德。 这哪里是特工，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影帝。 后来组织上派他打入汪伪政权。这可是个龙潭虎穴，但这哥们儿硬是一路升官，最后干到了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还兼着警察局司法处长，成了大汉奸陈公博面前的红人。 在这个位置上，李时雨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42年，日军和汪伪搞了个针对苏南根据地的“清乡”计划。这计划极其歹毒，要是实施成功，新四军得吃大亏。 这绝密文件，一般人看一眼都得掉脑袋。李时雨怎么弄出来的？他利用陈公博“心腹”的身份，大摇大摆地找到军政部秘书处长，说：“陈市长要看清乡计划的详细文本。” 对方一看是李处长，那是陈公博身边的红人啊，二话没说就给了。李时雨拿到文件，转身就拍了照，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到了根据地。 陈毅老总后来拿到这份情报，高兴坏了。咱们新四军那是那是照着敌人的剧本打伏击，敌人还没出门，咱们就已经在路上等着了。那场反“清乡”斗争打得那叫一个漂亮。陈毅后来评价说：“这一份情报，起码抵得上一个师的兵力！”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权斗爆发。没了戴笠这把保护伞，早就盯着李时雨的沈维翰立马动手，把他抓进了大牢。 这一关，就是三年。 在狱中，特务们对他用了酷刑，想让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李时雨就咬死一条：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你们内部斗争陷害的忠臣！ 他甚至在审讯室里破口大骂：“老子在敌营里出生入死的时候，你们在后方享清福！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来整我有功之臣，你们丧尽天良！” 他演得太像了，那种“受委屈的国民党元老”的劲头，让审讯的人心里都犯嘀咕：莫非真抓错人了？ 1949年，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李时雨终于在组织的营救下出狱了。他辗转香港，最后回到了北平。 当他脱下那身穿了十几年的国民党军装、伪军军装，换上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时，这位钢铁汉子落泪了。他还写了首诗：“敌营搏斗十八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颜开。” 李时雨后来活到了91岁，1999年在北京去世。他晚年过得很平淡，甚至把积攒的一万元都捐给了家乡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