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为何下令拿掉叶剑英的兵权？事后才知其用心良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只是薄薄一页，两句话放在一起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叶剑英“生病”期间，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陈锡联负责。字面上风平浪静，读的人心里不平静，军内外立刻冒出一个说法，陈锡联把叶剑英的军权给“接走了”，一时间茶桌上饭桌上都在议论。 要看懂那张文件，绕不开那一年头上的阴影。 周恩来刚离世不久，毛主席身体每况愈下，却还要在名单里翻来挑去。 能同时坐进政治局和军委常委圈子的，已经所剩无几，陈锡联的名字，在这种时候就显得有点“顺手”，毛主席的评价很朴素，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带过炮兵，在国务院也挂着职，让他暂时管一管。 那边的叶剑英，并不是无名无职的摆设。 早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那一夜，风声骤变，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危急关头顶了上来。十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几乎都从他这张桌子上过一遍。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位老帅在军队里的威望和手中的权力，实打实摆在那里。 一号文件下来之后，画风变了。 叶剑英出席的，多是中央层面的会议，军队的具体事务基本不再由他直接抓。 对外的说法是“生病”，对内的感觉就微妙了。有人听到风声，说叶剑英打算离开北京，去广州养病兼养老。 传话的人添油加醋，传到街头巷尾，就变成了另一种故事。 这时候陈锡联给叶剑英打了个电话，语气很直，叶帅你不能去广州。 对方年纪大，火气一点没减，反问一句，你怕我捣鬼吗，我要真想捣鬼，哪里捣不行。电话线那头顿时有点尴尬。陈锡联回到家里，忍不住向夫人王璇梅叹气，说自己是想留叶帅在北京，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 这个“一票”，说明他心里很清楚形势有多紧，少一个人坐镇，北京的天就更空。 关于“生病”二字，外界越传越玄乎，老战友们干脆直接问上门。 叶剑英办公室几乎天天接到问候电话，还有人写信打听病情。办公室的同志只好悄悄说实话，叶帅的身体和往常差不多。真正把话挑明的是吴富善，这位空军副司令员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和叶剑英在江西吉安一起干过革命，算是老相识。 见面之后第一句就问，首长，为啥不干了。 叶剑英回得很直，谁说不干，他们不让我干，只好不干。 几句话摆在那，身体到底如何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不让干”这五个字。 叶剑英被宣布生病，军委的事由别人来负责。 很多人习惯把目光集中在“别人”身上，矛头自然就对准了陈锡联。其实把时间往前推一推，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陈锡联的履历并不好糊弄人。 抗战时期，夜袭阳明堡那一仗，一口气炸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在当时算是响亮的战功。 三十一岁，他已经坐在纵队司令员的位置上，是解放军里出了名的年轻主官。 六十年代后期，他在东北扛起了一大摊子活，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多重身份叠在一起，既是军头，也是地方“一线总管”。 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和老部下李德生互换位置，陈锡联从沈阳走进北京，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二年，一九七五年开始，他又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手里多了国防工业和体育这两块牌子。 这样的人选，在当时那张名单里，就显得顺眼又实用。 一九七六年四月中旬，局势略有松动。 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向叶剑英发出邀请，希望他重新参加部分中央工作。 于是叶剑英又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许多老帅看见他，心里都有点松口气的感觉，觉得扳倒那伙人，得靠这样老成又敢说话的人顶在前面。 台面下的谋划慢慢展开，气氛变得紧绷。 陈锡联坐在军委那把椅子上，每逢军队里有大事，都会主动同叶剑英打招呼，做到了不把人彻底排除在局外。 等到毛主席去世，最敏感的时刻到了。 他和李先念一起守灵，守着守着，话憋不住，说这样下去不行，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 几句话说明他心里的天平偏向哪里。 后来华国锋主持的小范围会议，商量部署，掐时间点，陈锡联也多次参加。 那已经不只是执行命令那么简单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锡联向华国锋提出一个建议，请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话一说出去，牵动的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整盘子的力量平衡。华国锋的回应比较干脆，说叶帅要帮忙处理国内事务，军委那边由陈锡联继续主持。 看得出来，叶剑英是被放在更大一块棋盘上，而不是被简单地从军委一脚踢开。 把这些碎片摆到一起，那张一号文件似乎就不只是简单的“拿掉兵权”。 叶剑英被按在“生病”的名义之下，暂时从军队一线退开，却仍稳稳留在北京的政治核心；陈锡联在那段时间拿的是一把沉甸甸的钥匙，既要应付来自上面对他的信任，又要扛住流言和误解，还要在关键时候站到合适的位置。 毛主席那句“就让他管一下”，听上去像随口一说，细细琢磨，里面既有无奈，也有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