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去世，一周后尸体才被发现，她一丝不挂地躺在行军床上，房间里到处都是用过的卫生纸，在遗嘱中，专门写明：“不允许任何人看遗体！” 1955年11月，张爱玲前往美国开始新生活。她获得了“难民”身份，拥有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抵达美国后，张爱玲充满自信，期待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取得比林语堂更大的成就。她曾对友人透露，期望借助自己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才华，能在美国文坛上留下自己的一笔。然而，她很快发现，自己在中国文学界中的成功并未能为她在美国的文学生涯铺路。 在美国文化的巨大差异面前，张爱玲的写作风格和主题未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共鸣。她的作品多以上海的历史背景和复杂人物关系为核心，这些内容对美国读者而言颇为陌生，导致她接连收到退稿信。 处境困顿之下，张爱玲只得寻求友人炎樱的帮助。在炎樱的引荐下，她搬进了纽约的一家由慈善机构运营的女子宿舍。 张爱玲发现除了写作，并没有其他可供谋生的技能。她的经济状况越发紧张。到了1956年2月，经济压力迫使她不得不搬离女子宿舍。她向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交了一份申请书。 张爱玲在文艺营中专心完成她的长篇小说《粉泪》。她在此遇见了赖雅。赖雅是一位年长她30岁的德裔美国人，其个性鲜明颇具才华。 尽管赖雅之前的生活逍遥自在，不愿被婚姻束缚，但在遇见张爱玲后，他的世界观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变。张爱玲的智慧和才情显然深深吸引了他。这位东方女子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在艺术和文化上也有着深厚的积累，这让赖雅不禁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婚姻的态度。 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在认识五个月后，两人决定结婚。结婚仅两个月，她就经历了赖雅的第一次中风。从此，张爱玲的生活陷入了照顾重病丈夫的艰难循环。 赖雅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1956年至1967年期间，他多次中风，经济能力完全丧失。张爱玲的日常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疲惫，她不得不依靠文学创作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她重新编写了早期作品《秧歌》并将其改编成剧本，收获了一些稿费。她还创作了《粉泪》和《北地胭脂》，但不幸的是这些作品都未能出版。 1960年，张爱玲应电影公司的邀请，着手准备写一部关于张学良的剧本《少帅传奇》。为了此项目，她甚至前往台湾搜集相关资料，但成果甚微。虽然她完成了该剧本的初稿，但最终并未能成功。她只得重返香港。 张爱玲在香港租下一间狭小的公寓，希望能通过工作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然而，关于《红楼梦》的剧本需要反复修改，而她因稿费未能及时到手，生活愈发艰辛。 这段时间，她的丈夫赖雅从美国来信，频繁催促她回国。经历了连续的失望与疲惫之后，张爱玲心灰意冷，决定结束这段不愉快的香港之旅，返回美国。 赖雅不慎在图书馆跌倒，导致他从此卧床不起。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赖雅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张爱玲在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职位既要应对工作的压力，又要照顾瘫痪的丈。 1967年4月，赖雅在迈阿密大学的职位到期，夫妇俩离开了这所学校。不久后，赖雅因长期病患耗尽生命力，于同年去世。张爱玲对于赖雅的去世表现出一种淡然的态度，没有举行任何葬礼和告别仪式。 张爱玲被邀请至纽约一所女子学院担任驻校作家，并开始着手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此后，她又因陈世骧的推荐，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红楼梦》。然而，她的性格使得与同事的关系始终不温不火，甚至因此在两年合约结束后未能续约。 张爱玲在1972年迁至洛杉矶。头三年里，张爱玲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依靠不时的写作收入维持基本生活。1974年，她通过发表旧作来赚取稿酬，这些稿酬成为了她支付房租和基本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 1975年，香港大学委托她撰写一篇关于丁玲小说的研究文章。在与朋友夏志清的通信中，张爱玲坦承，写这样的文章纯粹是“为了钱”。 1984年至1988年间，张爱玲因为遭遇跳蚤问题而频繁搬家，总计超过180次。据她的好友宋淇描述，张爱玲甚至为了躲避跳蚤，不得不剃光头发，并穿着塑料衣物以减少跳蚤的困扰。张爱玲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她在信中提到，每月需要花费200美元购买杀虫剂，她的橱柜里摆满了一罐罐的杀虫剂。 1995年中秋节，张爱玲在位于美国洛杉矶西木区的一间简陋公寓中，因心脑血管疾病结束了生命。 当房东在一周后发现时，立刻通知了张爱玲的密友林式同。林式同在接到电话后赶往现场，为张爱玲处理后事，并在她的遗体确认书上签字确认。 张爱玲生前的房间内部无多余家具，连电视机都简陋地放置在地上，生活杂乱无章。她的厨房堆满了未清洗的餐具和垃圾，卫生间也是杂乱无序，纸巾散落一地。她的遗体被发现时，躺在唯一的行军床上，床下铺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身体未被覆盖，面部表情安详，尽管身形极为消瘦。 张爱玲生前的桌上摆放着几沓稿纸和一支笔。她为自己留下了一份遗嘱，表明她希望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并且不希望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要求将其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向荒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