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那是在1975年的春天，日子还带着些寒意。 几卷皱皱巴巴、发黄发脆的烟盒纸，几经辗转，终于递到了安娥的手里。 这时候，距离田汉人没了，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 安娥正坐在小院的小板凳上择菜，枯瘦的手指冻得通红。送信人放下纸卷就匆匆走了，没多说一个字。她捏着那卷纸，指尖先触到了烟盒纸特有的粗糙质感，还有纸张边缘因反复折叠留下的硬痕。阳光透过窗棂斜照过来，纸卷上的黄斑像陈年的泪痕，刺得她眼睛发酸。她没立刻打开，只是抱在怀里，坐了足足半个时辰，直到院外的风停了，才慢慢展开。 字迹歪歪扭扭，有的地方墨渍晕开，有的地方被水浸过变得模糊。能看出写字的人手在抖，落笔时重时轻，却依旧努力保持着工整。田汉没写自己受了多少罪，没提狱中一日三餐的粗粝，没抱怨被剥夺的一切荣誉。他写的全是家常：想念安娥做的南瓜粥，说当年在上海一起躲战乱时，她煮的粥总能甜到心里；惦记着孩子们的学业，叮嘱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最后一笔，写的是“国歌犹在，初心不改”，八个字占满了整张烟盒纸的背面，墨色浓得化不开。 纸卷里还夹着半片干枯的菊花瓣。安娥一眼就认出来，那是1965年秋天，她去探视田汉时带的。那天她揣着一小篮菊花，辗转大半个城才见到他，他只来得及从篮里拈起一片花瓣，就被看守催着分开。没想到，这片花瓣被他珍藏了三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安娥把花瓣贴在脸颊上，冰凉的触感瞬间勾起七年来的煎熬。这七年里，她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水浇菜，晚上还要写检查。有人劝她和田汉划清界限，她只摇摇头，默默把家里墙上挂着的田汉照片收进木箱底，逢年过节就拿出来擦一遍灰。 她托过无数人打听田汉的消息，得到的只有支支吾吾的回应。有人说他病了，有人说他被转到了别的地方，还有人悄悄告诉她，可能已经不在了。她不肯信，也不敢信，就这么抱着一丝希望熬了七年。直到这卷烟盒纸递到手里，所有的猜测都有了答案。邻居们听说后，都来劝她，说田汉一辈子光明磊落，写就了国歌那样振奋人心的作品，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实在太冤了。 安娥却摇着头，擦干脸上的泪，轻轻说了句：“他有福气啊。”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她慢慢展开烟盒纸，指着上面的字迹给大家看：“你们看，他到最后都没说一句抱怨的话，没违心认一个错。” 田汉被带走前，曾拉着她的手说，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为国家为民族，从未有过私心。这七年里，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着这份初心，没有因为威逼利诱就背叛自己的信仰。安娥太了解他，他是个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能以这样的方式守住初心，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更让安娥觉得宽慰的是，田汉不用再忍受狱中的痛苦。她后来从知情人那里得知，田汉晚年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狱中缺医少药，疼得厉害时只能靠喝凉水缓解。他去世的那天，狱友们凑了点粗粮，想给他煮碗粥，却还是晚了一步。对被病痛和精神折磨双重压迫的田汉来说，死亡不是苦难的终点，而是解脱的开始。他不用再看着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被误解，不用再听那些无端的指责，就这么带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信仰的坚守离开，何尝不是一种福气。 1979年，田汉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安娥亲手整理了田汉的遗作，包括那些写在烟盒纸、草稿纸上的文字。她把那半片菊花瓣夹在田汉的文集里，扉页上写着他当年的那句话：“国歌犹在，初心不改。” 田汉的故事被重新讲述，人们终于知道，这位国歌词作者不仅有激昂的文字，更有坚韧的风骨。 安娥的那句“他有福气啊”，不是无奈的自我安慰，而是对丈夫一生坚守的最深认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能守住初心、保持尊严，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一种旁人无法体会的幸运。田汉的福气，在于他从未辜负自己写下的歌词，从未辜负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