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旗人一共是200多万。中国总人口为4亿，但是这些旗人年均消耗白银3,50

清朝晚期旗人一共是200多万。中国总人口为4亿，但是这些旗人年均消耗白银3,500万辆，占全国总收入的40%，折合下来要130个汉人倾尽全力的劳动成果，才能够一个旗人消耗。 满清晚期最沉重的罪恶之一，是宗室与旗人特权寄生制度对对汉人百姓的残酷压榨。入关后清廷推行“铁杆庄稼”制度，使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完全依赖朝廷豢养，至清末形成约210万特权群体（10万宗室+200万旗人），仅占全国4亿总人口的0.5%，却消耗着国家近40%财政收入。 这一群体的年财政消耗高达3500万两白银：宗室按爵位领取优厚俸银禄米，10万人年耗约300万两；20万八旗兵丁（禁旅+驻防）饷银禄米合计1204万两，200万旗人中的闲散人员靠赈济补贴年耗800万两，再加上赏赐、赈济、漕粮运输等额外开支200万两，总额相当于甲午战前清廷一年杂税总收入。 这些巨额负担全由占人口95%以上的汉人百姓承担。清末汉人约3.8亿，承担了全国90%以上税负（约8000万两），人均年税负仅0.12两，而宗室与旗人人均年消耗达16.4两，意味着每130个汉人需倾尽全力，才能供养1个不事生产的旗人。京旗兵丁月饷3-4两相当于直隶农民半年收入，亲王年俸（含禄米折银）堪比1.8万户自耕农一年税负，而汉人百姓要面对2278种杂税杂捐，岁入仅够糊口却被层层盘剥。 这套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寄生制度，让清廷财政空虚不堪——甲午战争、庚子赔款后宁可加重汉人税负，也不愿削减旗人俸饷，最终激化民族矛盾与阶级对立。武昌起义的枪声终结了这一制度，而3500万两年耗与130:1的供养比例，正是满清特权统治最直白的血泪注脚，证明任何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寄生体系，终将被历史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