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伟人大渡河陷死局，这时，李富春跑来说：“主席，一名晚清90岁秀才，目睹了石达开大败，您要不要见？”谁知，老秀才只留下一句话，却助红军完成逆转。 1935年5月29日傍晚，泸定桥东岸的硝烟尚未散尽。 红四团战士陈友才靠在桥边，就着夕阳写下给家人的信。 信里没提冲锋的惨烈，只写了一句：“多亏去年的情报，我们才找对了路。” 这封未曾寄出的家书，藏着红军突破大渡河的关键伏笔。 时间倒回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 军委二局的情报人员就已提前潜入川康地区，搜集地理与民情情报。 他们乔装成商贩、脚夫，走遍大渡河沿岸的村寨与城镇。 不仅绘制了详细的河道地图，还记录下彝族部落的分布与习俗。 这份极具远见的情报筹备，为一年后的突围埋下了关键伏笔。 1935年5月，当红军抵达安顺场，大渡河天险如预期般挡在面前。 三百多米宽的河面浊浪滔天，船工都说这样的水势根本无法摆渡。 对岸川军刘文辉部的碉堡星罗棋布，机枪火力死死锁住渡口。 身后，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兵步步紧逼，相距不足百里。 蒋介石的电文已传到各部队，宣称要让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 危急时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急匆匆赶来，连声说道：“主席，一名晚清90岁秀才，目睹了石达开大败，您要不要见？” 毛泽东当即点头：“快请！石达开的败因，或许能给我们指明方向。” 随后，军委二局也同步拿出提前搜集的情报，与老秀才的讲述相互印证。 老秀才结合亲身经历，剖析了石达开当断不断、失尽民心的败亡教训。 情报则精准标注着关键信息，两者结合让突围思路更加清晰。 明确了安顺场以北三百二十里的泸定桥，是唯一可通大军的桥梁。 也确认了大凉山彝族果基部落与国民党的矛盾，为借路提供了可能。 指挥部迅速依据情报制定双管齐下的机智策略：一边借路彝区，一边奔袭泸定桥。 刘伯承带领先遣队进入大凉山，随身携带的不仅有武器，还有情报里的彝区习俗笔记。 当彝民手持棍棒阻拦时，战士们严格遵守纪律，始终未发一枪。 刘伯承按照情报记载的彝族礼节，主动提出与首领小叶丹会面。 彝海之畔，两人歃血为盟，刘伯承还送上情报中提及的彝民珍视的绸缎。 这份基于情报的精准尊重，迅速赢得信任，小叶丹当即派向导引路。 向导带着红军穿行在情报标注的隐秘山道，避开了敌军的层层设伏。 与此同时，红四团组成的奔袭部队，正沿着大渡河西岸疾驰。 情报里标注的“二十四道拐”险路，成了他们必须攻克的难关。 暴雨突降，山路泥泞湿滑，战士们手抓岩石，脚踩泥坑艰难前行。 随身携带的情报地图被雨水打湿，战士们就用身体护住，轮流查看。 深夜，对岸突然出现敌军的火把队伍，双方陷入隔河竞速的紧张局面。 杨成武结合情报中对川军口音的记载，下令战士们伪装成川军增援部队。 战士们用情报里学来的四川方言回应敌军喊话，成功迷惑了对方。 借着敌军的迟疑，红四团加快速度，终于在黎明前抵达泸定桥西岸。 眼前的景象比情报描述的更凶险：桥面木板全被拆除，十三根铁索悬空摇晃。 廖大珠带领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手握滚烫的铁索，向对岸发起冲锋。 敌军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打在铁索上迸出火花，不少战士坠入激流。 接近桥头时，敌军点燃烈火封堵通道，战士们毫不犹豫跃入火海。 后续部队踩着刚铺好的木板跟进，与守敌展开殊死搏斗。 正午时分，红旗插上泸定桥东头，大渡河天险被成功突破。 战斗结束后，陈友才把未写完的家书补全，连同那份磨损的情报地图收好。 他在信中写道：“我们靠智慧和勇气闯过了天险，未来定会胜利。” 遗憾的是，这封家书随陈友才在后续战斗中牺牲，直到多年后才被发现。 当年参与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名突击队员，仅有少数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幸存者之一的刘梓华，晚年投身于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珍藏着当年的冲锋号。 小叶丹的后人传承了先辈的盟约精神，多年来致力于民族团结事业。 他们经常带着后人前往彝海结盟遗址，讲述当年红军与彝民的深厚情谊。 如今，泸定桥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索上的弹痕被精心保留。 陈友才的家书与那份情报地图，被收藏在泸定桥革命纪念馆中。 每天都有游客驻足观看，透过泛黄的纸张，感受当年红军的远见与机智。 彝海结盟遗址旁，民族团结的纪念碑庄严肃穆，诉说着跨越民族的信任。 这些历史遗迹与文物，共同拼凑出红军突破大渡河的完整真相。 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远见的筹备、机智的应变与民心所向的必然。 当年红军用生命与智慧铸就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主要信源：（河北法院网——孤船寒索渡河夺桥"新火"长征行系列党史党建活动(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