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彭老总有多少责任？ 彭老总自己对这件事是承认的，曾经对薄一波直言不讳地说：“袁、王之死，我负有责任。”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彭老总应该负的责任有多大呢？ 要论彭老总的责任，得先看那纸决议的分量。六大明文规定"暴动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这在当时等同于尚方宝剑。 1929年初毛泽东率红四军下山时，特意把袁文才调走当参谋长，王佐留在井冈山——这是他能想到的"隔离保护"。 但毛泽东前脚刚走，地方上的土客籍矛盾就炸了锅。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被袁文才当众下枪的旧怨，永新县委王怀对客籍"坐大"的猜忌，在六大决议的催化下变成了毒药。 彭德怀1928年底才上井冈山，对袁、王的了解确实隔着层雾。他后来回忆，当时只觉得这两个"山大王"说话带匪气，却没细看他们兜里装着的入党申请书。 1930年2月，当湘赣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化名彭清泉）找上门，说袁文才"勾结茶陵团总罗克绍"时，彭老总或许想起了六大决议里的"反革命首领"字样。 更关键的是，特委说袁、王的部队"不听调遣"，这在战争年代是兵家大忌——毕竟两个月前井冈山刚丢过一次，红五军死伤惨重的记忆还新鲜着。 现在看，永新县城那场鸿门宴充满荒诞剧的意味。2月23日夜，红五军第四纵队打着"配合打吉安"的旗号进城，胳膊上扎着白带子摸黑包围了袁、王驻地。 彭德怀后来自责"轻听轻信"，但设身处地想，一个外来的军事主官，面对地方党委联名告状、中央巡视员坐镇督办，加上袁文才确实有私留罗克绍兵工厂的把柄（虽然是为了搞武器），换谁都难保持清醒。 就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说的："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这话里既有对袁、王的惋惜，也藏着对当年决策者的体谅。 最值得玩味的是土客籍矛盾的幽灵。袁文才那句"土籍的党，客籍的枪"道破了天机——宁冈县政府三个月换一任县长的"轮流坐庄"，表面是民主，实则是不信任的拉锯。 当特委在永新开会批斗袁文才时，王佐拍桌子骂娘的火爆脾气，在土籍干部眼里就是"土匪不改本性"的铁证。这种历史积怨，让六大决议的"剿匪"条款有了现实靶子，也让彭德怀的军事行动成了派系矛盾的手术刀。 当然，彭老总不是没机会挽回。袁文才旧部谢角铭等人事后写信申诉，信却没送到他手里——或者说，送到了也没法改变什么。 1930年的赣西南，"反AB团"的腥风已经露头，"左"倾政策像台压路机，个人意志在其中渺小如蝼蚁。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里说"当时只想维护党的统一，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这话带着老将的苍凉。他的责任，在于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看透"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在于用军事手段解决了本应用政治智慧化解的矛盾。 但话说回来，把责任全扣在彭老总头上，就像把井冈山的雾说成某棵树的影子。 六大决议的本本主义、土客籍的百年恩怨、特委的宗派情绪，还有战争环境的紧迫，共同织成了那张致命的网。 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人翻出袁王事件说事，彭德怀沉默了——他或许早就明白，自己担的这份责任，既是个人的失误，更是时代的局限。就像茨坪的老枫树，伤痕里刻着的不只是某个人的名字，更是整个革命探索期的阵痛。 （参考资料：《领袖元帅与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