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陈诚负责“裁军”，把大量杂牌军校毕业、行伍出身的军官裁减回家。 抗日的硝烟刚散，重庆关岳庙的角落里就挤满了穿旧军装的人。 李浑攥着200元法币站在庙门口，这点遣散费只够买两斤大米。 三个月前他还是中校军官，在中条山挡住过日军的刺刀，现在却要和一群失业军官抢破庙的铺位。 庙墙根下蜷缩着个少将，正拿毛笔在黄纸上游走。 “写讣告呢？”有人问。 少将苦笑：“给活人写‘阵亡通知书’，换俩馒头钱。”李浑数了数，庙里二十多号人，半数是被裁的杂牌军官。 陈诚的裁军令像把快刀，专挑非嫡系的砍。 本来想把军校毕业证当掉换点盘缠，走到《扫荡报》门口却改了主意。 李浑掏出最后50元法币登启事：“寻抗日袍泽，共商活路。”三天后，一千三百个穿旧军装的人堵住了报社门口，领头的都是镶着不同徽章的军官。 军队调查处的贾伯涛被堵在办公室。 “我们在前线流血时，你们在重庆喝咖啡！”李浑把遣散费扔在桌上，纸币被风卷着飘到贾伯涛脚边。 这位黄埔四期生盯着地上的法币，突然拍了桌子：“跟我见陈部长！” 重庆军官总队的牌子刚挂起来，总队长夏楚中就锁了大门。 “陈部长批的条子在这！”李浑把文件拍在门环上，铜环震得嗡嗡响。 夏楚中捏着条子的手发白，最终让开了门缝：“进来可以，住柴房。” 那天夜里李浑抱着铺盖卷溜出总队。 夏楚中盯着他背影的眼神，比中条山的日军还凶。 后来听说关岳庙的老兵们真的领到了救济粮，只是发放名册上，再也没有李浑的名字。 晋冀鲁豫边区的互助社里，退伍兵老张正给新分的田地丈量。 土地证上“抗日老兵优先”几个字墨迹未干，远处合作社的场院里，十几个former国民党军官正帮老乡脱粒。 他们中有人也揣过200元法币的遣散费，只是现在手里攥着的，是沉甸甸的谷穗。 关岳庙的香炉后来被搬到了博物馆，旁边摆着张泛黄的《扫荡报》。 启事栏角落“李浑”两个字已经模糊，但报缝里“老兵分地”的消息，油墨还透着新鲜气。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实在，你把人当草芥，人就把你当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