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会不会亡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现在的新加坡将要成为印度的新加坡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刚建国的新加坡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英军撤离后经济失去重要支撑，大量新增人口让劳动力素质偏低、失业和住房紧张等问题雪上加霜。 巅峰时期，新加坡平均一名育龄女性要生育6个孩子，人口出生率高达4.5%，有限的公共资源根本无法承载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于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及人口局，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初期以鼓励家庭小型化为导向，到1972年明确提出“两个就够了”的核心口号。 为了推动政策落地，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差异化的经济激励措施。 当时的政策规定，只有生育前两个孩子的家庭才能享受完整产假，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则无法获得相关福利，以此引导家庭主动控制生育数量。 同时，政府还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将更多社会资源投入教育领域，缓解就业压力。 这一政策在短期内成效显著，到1975年，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就降到了2.1的人口更替水平，提前完成了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 没人想到，政策的惯性会让人口形势走向另一个极端。 由于人口统计数据存在迟滞，新加坡政府未能及时察觉生育率下降的长期趋势，直到1983年分析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时，才确认生育率已持续多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隐患开始显现。 1986年，新加坡政府果断解散家庭计划及人口局，标志着生育政策的彻底转向，一年后正式将“两个就够了”的口号改为“只要负担得起，生三个或更多”，从控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 李光耀后来在回顾这段政策时曾辩解，严格的计划生育让新加坡得以集中资源发展教育、减轻就业压力，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但他也承认，政府低估了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对生育率的影响。 随着新加坡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婚育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结婚年龄持续推迟，不婚、离婚比例逐年上升，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唯一选择，即便政府推出鼓励政策，生育率也难以回升。 2025年新加坡总生育率仅为1.09，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本土人口自然增长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 本土生育率不足的缺口，只能依靠外来移民填补，而印度裔移民的持续涌入，成为新加坡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推力。 作为多元种族国家，新加坡原本形成了华人、马来族、印度裔三足鼎立的族裔结构，其中华人占比长期保持在70%以上。 但近年来，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印度裔凭借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成为移民政策青睐的群体，加上印度裔家庭普遍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使得这一族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攀升。 “新加坡将要成为印度的新加坡”的说法，虽带有夸张成分，却反映出人们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敏感与担忧。 事实上，这种担忧的核心并非族裔构成的改变，而是人口政策调整滞后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 为了应对生育率低迷，新加坡政府后续推出了一整套激励政策，包括高额“婴儿花红”、育儿补助、优先入学权、赋税减免等，生育一、二胎的家庭可获得的各类补助累计高达16.6万新币。 但这些政策始终未能扭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 从人口政策的反复调整可以看出，人口问题从来都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议题，任何人口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具备前瞻性和灵活性，既要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也要预判未来的人口趋势。 新加坡的经历更像是一个缩影，折射出全球许多国家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都可能面临的人口困境：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平衡，传统婚育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本土人口与外来移民的融合。 对于新加坡而言，族裔构成的缓慢变化并非亡国之兆。 如何在多元文化融合中保持社会稳定，如何通过政策创新真正提升本土生育率，如何让外来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才是摆在这个城市国家面前的真正课题。 人口结构的演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任何调整都需要时间和耐心，而尊重多元文化、平衡各方利益，或许才是应对人口变化的最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