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大将王树声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个年轻干部一下打了5份饭菜。王树声上前询问，干部怒骂：“关你什么事，闪一边去！”，认出王树声后，干部的脸红了。 1968年，北京军事科学院的大食堂，发生过这么一件让人心里发紧的事儿。 有个年轻力壮的小干部，仗着自己是给某位大首长办事的，那气焰高得不行。到了饭点，大家都在规规矩矩排队，他倒好，直接挤到了窗口最前头，手里举着个大号铝饭盒，张嘴就要了五个人的饭菜。那年头虽然饿不着了，但红烧肉可是稀罕的大荤菜，这小伙子不光插队，还咋咋呼呼让大师傅把肉给打得冒了尖。 就在这乱哄哄的队伍里，夹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手里拿的也就是个缺了口的旧碗。看着年轻人这么不懂规矩，老人实在没忍住，轻轻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好心想提醒他两句。谁知道这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脾气火爆得很，头都不回，张嘴就喷：“关你屁事？给老子闪一边去！” 这话一出，那是相当刺耳。这大概就是那个特殊年代某些人特权思想的真实写照：觉得手里有点权，就能把规矩踩在脚下。可等这小伙子一转身，看清了身后这老头的正脸，那股子嚣张劲儿瞬间就被吓飞了，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站在他面前被他吼的，竟然是开国大将王树声。 换了别的当官的，碰上这事儿估计得当场发飙，把这没大没小的混小子给抓起来。但王树声大将的反应，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小伙子吓得手忙脚乱，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端着那满得冒尖的饭盒就要把菜往泔水桶里倒，想以此来表示自己知错了。就在这一刹那，王树声那一双摸惯了枪杆子的大手，一把死死攥住了年轻人的手腕。 在王树声眼里，这小子对他不敬那是小事，但要想把这碗红烧肉给倒了，那就是天大的罪过。为什么？因为这位将军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要把时间往前推到1937年，那是王树声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日子。西路军惨败，几万大军被打散，他在腾格里沙漠里孤身一人逃命。那是真饿啊，饿得差点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要不是碰上了好心的俞学仁老汉把他救下来，为了躲避搜查还让他装成自家的“哑巴女婿”，这世上早就没有王树声这个人了。那段经历让他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认知：只要有口吃的能活命，哪怕是吃糠咽菜那都是享福，谁要是敢糟蹋粮食，那就是在作孽，是在要人的命。 所以，这事儿最后的处理结果特别有王树声的风格。他没在食堂大吵大闹，但事后，那个骂人的小干部，还有那个在背后指使搞特殊的首长，都得乖乖登门道歉。 王树声话说得硬邦邦的：别给我道歉，我不稀罕。你们要去食堂，给那些规规矩矩排队的战士们道歉！ 你别看王树声对这事儿这么较真，就以为他是个不近人情的怪老头。其实他对生活挺有热情的，只不过他的热情有底线。 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和陈赓大将这俩“老顽童”去食堂打牙祭，陈赓还故意使坏，让王树声把空碗藏在桌子底下，假装菜没上齐，俩人为了几块肉像小孩一样闹腾。可闹归闹，吃完一抹嘴，饭钱肉钱，这俩人是一分一厘都没少给。 他对“自己人”的那种严苛，说实话，有时候狠得让人心里发颤。早在1926年他在湖北麻城搞农运的时候，当时他还叫“王宏信”，就干过一件六亲不认的事。 为了树立农会的威信，他拿自己的亲舅公开了刀。那是当地有名的大恶霸，族里人跑来求情，王树声那是铁石心肠，甚至为了省下一颗金贵的子弹去打敌人，硬是让人用大刀片子把这位亲舅公给处决了。 你想想，连亲舅公的命都能拿来祭旗，后来和平年代里那些想沾光的七大姑八大姨，自然更是连门都进不去。 新中国成立后，按王树声的级别，国家给配两辆车是标准待遇：一辆办公用，一辆生活用。那时候国家穷，车都得靠进口。王树声一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死活把那辆生活用车给退了。 后来实在没招了，遇到特别紧急的事非得用车不可，王树声就定了个死规矩：按公里数算钱，油费自己掏。在七十年代初，这笔钱从工资里扣出去，那是真让人肉疼。 再说说房子，他在那个五十年代建的老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那房子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四处漏风。组织上前后想了三次办法给他换房，全被他给顶回去了。 最后一次方案都妥协了，说“原地拆迁翻盖”，不换地方总行了吧？结果王树声一听要让周围的老百姓搬家腾地方，还牵扯到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房产，当场就发了火。警卫员看家里实在太破，趁他不在想换套新沙发，都被他狠狠训了一顿：“当年睡草地都过来了，现在还要什么享受？” 在他家里，想用权力换点方便？那是门儿都没有。 这种在外人看来的“抠门”和“无情”，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